道州古代教育
何如同
官学起于夏，实行“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春秋时期，孔子始办的私学，兴盛于战国。秦禁私学，规定“以吏为师”，凡民间藏书，除医术和占卜的书籍外，均送官府焚毁，以为禁书就无人造反了，结果起来推翻秦朝的，竟然是不读书或读书不多的陈胜、吴广和项羽、刘邦。两汉时期，朝廷接受了秦亡的教训，实行官学和私学并重，逐步形成了班固在《东都赋》里描绘的那样，“四海之内，学校林立，庠序盈门”，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门阀社会，世袭贵族有入仕特权，教育严重衰退。隋行科举取士制度，唐代承之。于各府、州、县、乡兴办学校，教育又有了较大发展。宋承唐制，特别是南宋时期，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南移，道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空前繁荣。两宋时期，湖南考取进士936人，其中道州就占79名。元设路学、县学，但都以祭祀孔子为主，科举时断时续。明初，朱洪武把学校与农桑并重，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兴办学校。洪武四年（1371）全国官吏5488人，而全国学校教师竟达4200人。永乐年间（1403—1424）京师“国子监”学生最多时达9000余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校。然而，到了明朝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8）推行“八股文”取仕，华而不实，禁锢了人的思想，形成了教育的大倒退。清沿明制，重视从已有的人才去选拔，轻视对未来人才的培养，官学成了科举的附庸，降低了教育的功能。
纵观道州古代教育，有过辉煌，也有衰退。但总的看，是在逐步发展的。道州古代教育有州学、书院、义学、私塾、考棚、宾兴等形式。这些形式在不同时代都曾发挥过不同的作用，都有兴起、发展、鼎盛和消亡的过程，都为古道州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一、州学（学宫）
科举制度中，士子经过考试入府、州、县学的叫入学，入学即入学宫学习。文庙和学宫是祭教合一的机构。文庙供奉孔子及历代诸贤牌位，按春秋两季祭祀，以示尊敬先贤，激励后者之意。以学校为中心的建筑群，则是招纳士子入学后“习道求经”的场所，叫学宫。
在现永州市范围内，县学宫创建最早的是道州学宫。道州学宫原在城东，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刺史薛伯高迁建于城西营州门外（今道州宾馆）。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仍迁城东，后州守赵志之又迁回伯高原址。薛伯高所建学宫落成后，柳宗元为之作《道州文宣王庙碑》。他在文中说“…逾年而克有成。庙舍峻整，阶序廊大，讲肆之位，师儒之室，立廪以周食，圃畦以敏蔬（菜地迅速种出蔬菜）。权其子母（计算收入和成本），嬴而不竭。由是乡里之秀民，感道怀和，更来门下，咸愿服儒衣冠，由公（薛伯高）训程。公摄衣登庙，亲释经旨，不逾本统。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争讼。”明太祖洪武初，佥事曹衡因州属李郃（唐代宁远人）、乐雷发（宋代宁远潭田人，其家乡于明崇祯十三年划归新田县）、吴必达（道州人）均中状元，特在学宫后元山建状元楼，下面是会馔堂，匾书“集英”。学宫经两次焚毁，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署州事同知冯洪英在旧基础上重建，设大成殿、东庑、西庑、棂星门、名宦祠、乡贤祠等。大成殿正中南向供奉至圣先师孔子像，两楹间东位西向是复圣颜渊和述圣子思，西位东向是宗圣曾参和亚圣孟子。两壁间有闵损、卜商、冉耕、朱熹等十二哲。名宦祠祭祀隋代刺史公孙景、唐代刺史徐履道、李廙、许子良、元结、阳城、吕温、裴虬、薛伯高和县丞文郁；宋代知州军事王贽、田如鳌、王继勋、李南寿、赵师懿、杨允恭、赵节夫，司马寇准、判官欧阳观、李建中、推官吴辅；元代总管林兴祖、判官吴芾；明代知府盖恒弼、知州赵公器、刘敏、方琼、符钟、盛祥，同知萧舆，训导钱源、周志。名宦祠还供奉了永州府推官万元结和湖广提学高世泰；清代知州翁运标、叶桂等。乡贤祠祭祀唐大学士何坚，后唐天策府学士何仲举；宋代员外郎欧阳言，谏议大夫周辅成、朝清大夫何齐，进士吴偕与义太初；明代兵部左侍郎、刑部尚书熊绣，工部右侍郎何天衢，同知周良相，孝子杨成章；清代工部尚书何凌汉。大成殿北为明伦堂，内藏史书及儒家经典。西为仪门，西南为儒学门。学正署建于学宫东面，训导署建于明伦堂西面，中多有损毁。后又经清高宗乾隆、仁宗嘉庆和宣宗道光九年（1829）几次修缮。至此，道州学宫飞檐画栋、红墙碧瓦，濂溪河在学宫前缓缓流过，在当时确是读书的好地方。
何凌汉在《重修道州学宫记》中说：“余为学宫之立，所以聚学者也。有博士，博士弟子员。所祀者先师孔子而配享从（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祀先贤先儒，咸在夫学者亦学为孔子者也。”这就是当时建立学宫和文庙的意义。道州的祭孔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凡参加祭祀者，每人领得猪肉一方，带回乡里，颇示荣耀。
明代将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在一起，清沿明制，但重视逐级考试而不重视直接培养。中央设立的官学以国子监为主，地方则以府学、州学、县学为主。学宫设学官，府称教授，州叫学正，县称教谕。除这些主要负责人之外，又按人数多寡，设训导若干名。生员有廪生、增生、附生之分。士子经科举考试中的院试（由各省学政主考）录取为生员（秀才）。初入学者为附生，以后经岁试等第高者，附生补增生，增生补廪生；食廪久者，以岁贡升太学，为贡生。府、州、县对生员的要求，首先是要求生员品德“居心忠厚、正直，爱身忍性，尊敬先生，不上书陈言，不纠党结社，不把持官府，不武断乡曲”。其次对生员及其家长的社会地位也有要求，凡本身和直系亲属为娼、优、皂、隶、卒者都不准报捐或应试入学。
当时，道州的建制为“州”，学宫设学正一人，训导若干人，当时给道州学宫的生员名额为廪生20名，增生20名，附生15名。同治元年（1862）和三年（1864）各奏加一名。咸丰二年（1852），道州人副将顾云彩统带江西仁右老营未领饷银，捐请文武生员各一名；咸丰八年（1859），知州冯奏上捐银八千两，加文武生员各三名；同治九年（1869），道州人任江西祥字营提督刘胜祥两次率湖南弁勇未领饷银，捐请加道州文生员两名，武生员一名。共计捐加文生员6名，武生员5名。兵勇饷银很少，赤子心，故乡情，可见一斑。生员入学后，每月有折六斗米廪银的享受，廪生较优厚，增生次之，附生无廪膳。学官的职责是“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正，训导佐之”。学官“训迪学校生徒”：主要是“每月照例面课四书文外，即于赴课（参加考试）时，将士子专经令其分册诵习，《纲目》必分年评解，面加谆劝”。又如“每月集文武生员于明伦堂，诵读《卧碑文》、《戒饬士子文》和《圣谕广训》，并于考课次日（编座次之日）举要讲解《大清律例》内有关刑名、钱谷条文”。学官“课艺业勤惰”：主要是进行月课和季考，世宗雍正五年（1727）礼部复准“生员除丁忧、患疾、游学有事故外……如有（月课、季考）托故不到者，严加惩治，三次不到者详革”。其后有所放宽，改为“不应月课三次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学官“评品行优劣”：清代以《卧碑文》、《戒饬士子文》等作为检查生员品行的准则。触犯这些规定是不能容许的。对这类生员，学官应检举其劣迹，轻者申报学院，重者予以革除。生员犯法，政府须先咨请学官革除，然后才能依法惩治。
后来，考课之功令逐渐松弛，至仁宗嘉庆年间（1796—1820）文武生员欠考人数越来越多，学官不讲学，生员不坐斋。除入学之初，生员向学官执礼称弟子外，有终身不相往来者。于是州学不再是学官教育生徒的学校，而成为生员晋升的阶梯与学官养老的冷衙，教授生员的任务逐渐移至书院。在清朝，光绪三年前的262年中，道州考取文进士5人，武进士2人，与这种松弛的科举制度是有关的。清末，废科举、裁学官、兴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871）朝廷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道州州学停办，学宫成为单纯祭孔的文庙。
学宫历来无学田，明正统年间（1436—1450）知州盛祥和嘉靖年间（1522—1567）巡抚顾□先后勘地，将学宫侧的一片空地招民起造浮铺二十余间，每年纳租银五两三钱八分。
附：卧碑
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
——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记所载忠、清事迹，务要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便宜留心。
——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邪恶刻毒），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适以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生员不可求于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学，皆须诚心受听。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陈述意见）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生员不得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横行乡里，主断曲直是非）。所以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调官治罪。
二、书院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中层次的教育，是供童生、举子学习的地方。书院始建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复兴于清。书院的办学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私人捐家资修建，二是州县有名望且有志于办学的士大夫倡首募金修建。书院赖以维持的办学经费：一为地方官吏和大户捐赠，二为废寺庙为书院的，原寺庙财产转为书院资产；三为祠、寺、庙会公产捐助；四为绝户田产充作资产，五为官府津贴，但官府津贴为数甚微。
自宋以后，书院逐步形成一套完整体制，负责全面工作的称山长，也称主讲，另设监院、首事，主持书院的行政及经费管理工作，下设书办、斋长、斋夫、门夫、跟丁等工作人员。肄业于书院者，称生徒。每所书院招收多少生徒有严格规定，由地方官和学官主考，择优录取，监生一级，童生为一级，依考试成绩分正课、副（附）课。定额生徒享受膏火、奖赏、膳食三种待遇。正附课生有等差，膏火为生活补助，奖赏给成绩优秀者；膳食，正课生一定发给，附课生和童生发与不发，向无定例。
书院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在书院中，教师说书、讲学、育人；学生读书、求学、修身；书院则聚书、传学、宣教。书院的教学活动，重视探讨，以学生掌握知识、认识世界、涵养自我为主体，教师则起指引和主导作用。唐、宋学风的转变，为当时疑疏、疑注以至疑经、改经现象创造了条件，为各家“争鸣”创造了条件。北宋周敦颐开创理学，力主书院教育，亲自创办和讲学，他的《太极图说》和《爱莲说》成为千古佳作。明清时期，官学沦为科举的附庸，书院也大多以科举考试为目的，所授课多为四书五经，但亦重义理、经济之学。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风气弥漫海内，书院鄙夷“时文”提倡“新学”。故《岳麓书院史略》的作者毛礼锐说，书院“堪称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令人瞩目的瑰宝”。
道州书院有五所，较有名气的是濂溪书院、营道书院和道南书院，舂陵书院次之，甘泉书院已无资料可查。
【濂溪书院】 从道州学宫西行200米就到了濂溪书院，原址在今道县教育局。据《宋史•道学传•周敦颐传》载：“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曰元公。淳佑元年（1241）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先是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知军州事向子忞始祭周敦颐。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龚候维藩来访，在敦颐故里楼田建濂溪祠，并于堂内讲学。次年，鄱阳侯董与几来营道视察，认为楼田祠宇狭窄，且距城较远，于是在城西一华里定址建新祠，自出俸钱三千万文命道州知事胡枫兴建。当时有僧助田无主100亩，董与几决定将其作为书院养士之用。守臣杨允恭援九江书院例，朝请理宗于景定三年（1262）赐御书“道州濂溪书院”。以后陆续修建，到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有正祠三间，中奉道国元公周敦颐像南向坐，他的两位学生豫国湻公程颐西向坐，洛国正公程颢东向坐。前为礼厅，左为御碑亭，陈设理宗所赐书院额及杨允恭谢表石刻。礼厅前为像厅，有石刻，正面是元公周敦颐像，背面是《爱莲说》。外为棂星门，门临周家坊街道，左右二坊，一名“继往”，一名“开来”。其右周氏子孙居住，名为“文献世家之门”，前面是仰濂楼，俯视濂水，后为太极亭、爱莲亭。明世宗嘉靖年间（1521—1566），宗子翰林博士周绣麟在棂星门内建清风楼，上层藏濂溪志书版，下层设有桌椅，环境清雅，供士子阅读憩息。以后，濂溪书院和濂溪祠两次遭火，几经修建，到清德宗光绪初（光绪元年为1875）大致恢复到明朝的面貌。当时，这些建筑中，撰刻了很多对联，如“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千年道学兴吾宋，万世宗师首此翁”、“道冠群儒，太极亭前春不老；名垂千古，光风台上月常明”。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判官吴肯推荐濂溪八世孙周善溥为书院山长，奏曰：“请援颜、孟例，世以元公子孙之贤者为濂溪书院山长”，上宪允其议。从此，濂溪书院法定由周敦颐子孙主持。
兴建书院时，例给生员一名，每年廪银2两4钱，有僧助田100亩。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恩赐儒粮54石（一石约现在60公斤）。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赐儒粮10石。明思宗崇祯六年（1635）赐儒粮17石，共81石。这些就是濂溪书院的办学基金。
在清代，每年春秋二祭，文武官员彩服上香迎神，行二跪六叩首礼。每月朔望，文武官员在文庙祭祀毕，紧接着到濂溪祠用同样的礼仪祭祀元公周敦颐。祭银由州府从正赋内支付，原银十二两，乾隆加赠二十八两，共四十两。选元公嫡裔二人为奉祀生。另选庙户二名，每名每年工食银六两，共十二两。
由于历代朝廷的提倡，南宋以来读周子之书极盛，以讲周子之学的濂溪书院和祭周子的濂溪祠相继大兴。计湖南有道州濂溪书院（濂溪祠）、故里濂溪祠、长沙濂溪祠、永州濂溪书院、永明濂溪书院、零陵宗濂书院、宁远会濂书院、郴州濂溪书院、桂阳濂溪书院、桂东濂溪书院、永兴濂溪书院、邵阳爱莲书院、邵阳濂溪书院、邵州希濂堂、衡山爱莲书院等24所。江西有江州濂溪书堂、南安道源书院、赣州濂溪书院、南康濂溪祠、万安濂溪书院、江州濂溪祠等23所。广东有广州周元公祠、韶州周敦颐祠、曲江濂溪书院、四会濂溪书院、阳江濂溪书院、乳源濂溪书院、仁化濂溪书院。江苏有苏州濂溪祠，四川有合州濂溪祠，北京有燕都太极书院、燕都周子祠。此外，广西、湖北也有濂溪书院和濂溪祠。人们建立这么多的濂溪书院和濂溪祠来纪念周敦颐，学习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的古代教育史上，除孔子外，是绝无仅有的。
道州濂溪书院于1940年改为道县私立濂溪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经接管改为公办，仍叫濂溪小学，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改名为朝阳小学、道江镇第三小学（1980年搬迁现址）。
【营道书院】 营道书院，是清代道州的第二大书院，院址在石牌楼左侧。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州杨玉成以蒋居乡（今兴桥一带）高唐龙凤四户绝产兴建。开始购民屋加以改造，外为大门，进门东侧屋三间，前为讲堂，中为掌教住宅，后供奉孔子位。西侧屋也是三间，皆为学子学习之地。仁宗嘉庆年间（1796—1820）掌教黄如谷于中堂后的一间立牌祭祀杨玉生和叶桂（清代知州），中又经毁损，知州李庆茂重修。道光三年（1823）州人洪道撰主持。州人许泽洋于咸丰四年（1854）和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曾两次主持营道书院。期间还有黄彝榜前后主持营道书院10余年。书院有山、塘、田328.7亩，收粮14石2斗6合，租钱240千文，饷粮银22两1钱五分，以作师生膏火人役工食开支，后这些院产多为民间侵没。嘉庆十三年（1809），知州李庆茂责成吏目龚燧勘查，追回院产，并把租钱从240千文提高到406千文。由州首事生员魏灿、何元彪等一一造册登记，不允许侵吞书院财产和拖欠书院粮银。咸丰（1851—1861）初年，营道书院改名玉城书院。咸丰四年（1854）许泽洋受刺史冯春皋之聘，主讲玉城书院，并开始筹建道州文社，几经周折，在刺史陈瑞廷、长玉圃的促成下，于同治三年（1864）在延寿观（今道江二小）前，兴建道州文社。延寿观始建于明代，到清穆宗同治初（同治元年为1862）扩建而成。士子许清源、周选哲、洪廷揆、张绍尹、廖元粹、黄芾棠、陈立思、何炳熊、黄文华、何立溥、何立绪、熊正岐、文寿世、白日采、陈瑞楚筹捐倡建，历二载，同治五年（1866）建成。文社前环潇水，后枕元山，上建启圣宫，中开讲院，东西两斋，高明宏敞，阶下泉池双清，周围竹柳交翠，胜景宜人。一时人心欢悦，助捐者众。建造所余二千多串，留给文社用于延师、膏火、月课奖赏。文社的建立，为道州培育了许多能文之士。1927年改设县立高级小学和甲种师范讲习所，1932年设立县城联立兴中小学，先办初小，后办高小。1940年撤销玉城高级小学，改名为舂陵镇中心小学。新中国成立初改名为道县第一完小、城关完小，1969年定名道江二小至今。
附：重建文社碑记
（玉城书院主讲人许泽洋）
古者选士于党庠塾序，教士以礼乐诗书培人才，非以重科目也。后世词章取士，每以科第为荣。论者谓科名之兴替，可卜士气之盛衰也。州之科名，向固称盛也。自有明迄国朝，入词林登鼎甲者，代不乏人。（嘉）庆（道）光之后，科名廖廖，有志之士，不敢诿于气运，而思有所振之。咸丰甲寅（1854），余受刺史冯公春皋之聘，主讲玉城书院。春皋力任作育，于是有文社之议，亟商于余。余以春皋之意甚殷也，出金备席，邀两庠前辈会商于学宫明伦堂，发簿捐资，无不欣喜。乃连年兵火，举修不遑，其事中止。比年以来，干戈甫靖，庆榜屡开，州之鏖战棘围者，每荐不售。由是人人奋励，复有文社之举。刺史欧阳蘅若毅然求成，而以总理之任嘱余。余自量才疏，恐事无济，再三力辞。蘅若曰：“兴养之教导在司牧，而端士司振文风亦士君子之责，子奚辞？”余复邀城乡前辈，议派首士，设局劝捐踊跃急公，一唱百和。而乡之人间有意见不合者，借口窎远，各立义学，几有瓦解之势。幸刺史陈公瑞廷，长公玉圃先后莅任，均殷然以造士为念。长公以社馆在乡不便，在市近嚣，定基于延寿观（今道江镇二小）之前，水抱山环，洵足钟毓灵秀焉。今夫与人谋事知事难而遂畏其难者无勇也；任其难而不克其难者尤无勇也？余何人，斯敢以勇往自诩！待身其事畏难实所不甘，况同事诸君皆明大义，协力同心而不惮其难者，余何敢辞其难哉？是举也，创始于冯公春皋，继承于欧阳蘅若，陈公瑞廷，而图成于长公玉圃。自甲子（同治三年，即1864年）孟冬迄丙寅（同治五年，即1866年）夏季，前后二载，任劳任怨，不避艰难，余窃可以自信。所难者，城乡捐金不过二千六百奇，除修理经费，仅存一千三百缗，放债则事不可久，置业则用又不敷。唯望后之君子，矢公矢慎，经划维持，务求历久而无弊，庶几积累扩充，置膏腴以济穷儒，恢广厦以庇寒士，俾入社肄业者专心研究，蓄道德而能文章，将切磋观摩交相砥励，人才辈出，科名鼎盛，文教不难蒸蒸日上。是则余所深幸，抑亦玉圃长公等之厚望也。
同治丙寅年（1866）六月
附：道县县立高级小学校新修校舍碑序
清季更制，吾县始就玉城书院改设高等小学堂，旋易校名，建西式校舍于前，其内则多仍旧，不过上梁下宇，稍加变置而已。而规模狭隘，具像颓败，望而知其教育难振兴，自来主校事者瞢焉。丁卯（民国16年，即1927年）之秋，教育局董事会乃倡言更新内部，于时县长黄公逸群主之尤力，遂集县绅，议从田赋捐作建筑费，签日可。以树声长斯校，属董成之。于是釽斸兼呈，建西式校舍于其中，与前舍鳞次相望而高广过之。舍有楼，计楼下教务室者一，礼堂者一，学生及教职员寝室者五；而楼下辟两教室。是岁，甲种师范讲习所附设如此，即以其一居之，以其一居高小班，复于中堂间架作槅形，钩心斗角，与前舍楼通。舍东偏东旧有高小班教室，以其蔽明则移置于后。他如自修室等可仍者仍之，不尽易也。计其费银洋若干元，阅五月蒇事，呜呼！士生今日，野有玄黄，室如悬罄，固无暇以兴艺修道，安能语所居之室。顾世乱而学校不修，子矜有刺；有所谓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者彼出，于朋友相诱且如此，且负有培养陶俊之责者当如何乎？此则树声所以附骥于逸群诸公，未敢漠然相处，安其因陋而琐琐以惜费使其为也。入斯校者，念诸公之倡导，观盛日新，岂仅荣其居也哉！
校长：冯树声民国16年（1927）
【道南书院】 道南书院建于清道光（1821—1850）年间，在今四马桥镇。原为南乡义学，清乾隆初年（1736）由道州刺史杨玉山创立。道光六年（1826），贡生魏廷选（字文深）、生员陈廷桢、杨世忠、何泰洸、杨昌伦、张国定等乡邑名绅重整修复，改名道南书院。规模宏大，冠冕堂皇，用银不下数千两，捐田数百亩，刊有田册，每年得谷数百石，以为进官、甄别、膏火、月课、奖赏之用。当时，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教师聘请皆为名家，南乡学风蔚然兴起。咸丰元年（1851）增建莲池，池中筑有南北两阁，石桥同阁相连，气势甚为壮观，贡生魏廷选作《道南书院志》，大书法家何绍基写《道南书院碑记》。
民国初年，先后改名道南高等小学堂、第一联合区立高级小学及道南小学。1940年，更名为盛德乡中心小学。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改为道县十五完小，后又改名四马桥中心小学，1954年改称四马桥完全小学，1958年，附设初中班。1969年小学迁出，成立四马桥中学至今。
附：道南书院碑记
（清•何绍基）
道南书院在州城南迤东三十五华里有奇驷马桥。乾隆间，州刺史杨公玉生创立，久经荒芜。至道光丙戌，魏君文深纠同人重建，置田为修脯膏火资，岁延名师课读，条矩甚备。十余年来肄业生徒食禀入学者至六、七十人，盖其效已见于前事矣。咸丰元年，复建东西两阁，中间浚成泮池，恢而张之，弥励士气。魏君等用力盖勤，而用意益远矣。
魏君一日过鹤鸣轩。曰：“工将竣矣，子其来顾！”余因往焉。奥如旷如，读书胜处也。魏君曰：“子何以为诸君勖乎？”余惟子舆氏之论友也，有一乡之善士，有一国之善士，有天下之善士，乃进而尚论古人。今之肄业其中者，将为南义学之人而已乎？抑将为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且进而为千古之士乎？呜呼，亦观其志而已矣！抑吾观魏君所刻《道南书院志》，模巨备矣。顾藏书尤有未逮也，若《十三经注疏》、若《管》、《庄》诸子、若《马》、《班》诸史、若《说文》、若《古名人诗文集》、若《宋五子书》，不能尽缕也。盍多购之，俾诸生纵读之乎！
【舂陵书院】 舂陵书院俗称北司，位于演武厅西（今道县一中体育场西）。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游击郝荫贤捐俸置田30亩作师生膏火及校产修理费用，为了纪念他，舂陵书院又称郝公书院。书院校产后被典守者侵蚀。高宗乾隆间（1736—1795），知州杨玉生追回原产，捐俸重修。后又倾废，游击唐光盛再清理修复。至光绪初年（1875）舂陵书院再次倾废。民国九年（1920），知事朱前修缮为舂陵女校，详情已无从考察。民国三十年（1941）县政府第六届行政会议有重修郝公书院案，但无实施记载。
【甘泉书院】 建于宋代，清德宗光绪三年修《道州志》时，已无地址可查，只留下陈与义一首诗：
甘泉坊里林影黑，吴氏舍前书榜鲜。
床座昭容摩诘借，捧枝应待小山传。
兵横海内犹纷昔，风到湖南还穆然。
勉效周生述孔业，赋诗吾独愧先贤。
陈与义（1090—1138），洛阳人，宋代杰出诗人，政和三年（1113）登上舍甲科，开德府教授，太学博士。靖康难起，辗转至湖广，到道州留下这首诗。
三、义学
义学是为孤寡贫寒子弟设立的免费学校，有官办和私办之分。在清代，道州官办义学有瑶族义学，其他义学均为个人出资或多方捐资的私办学校。当时道州较大的义学有东乡义学、西乡义学、南乡义学（道南书院）。
义学分两类，一是以考课为主，学生读“四书”、“五经”、“义疏”、“史鉴”，习制艺诗赋，修业完毕即应县试、府试、院试，是“考顶子”的学校，如南乡义学（道南书院）即属此类。二是以识字、写字、学珠算为主，学生一般学习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增广贤文》等，达到能读能写，能记数打算盘就行了，是扫盲的学校，如瑶族义学即属此类。义学的学习年限无定制，一般是根据学生天赋和家庭情况读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每年学习时间多半为九个月，二月起馆，十月散馆。义学有严格的学规，对吸毒、赌博、嫖娼者要驱逐出馆。以识字写算为主的义学教师，大多数是由品行端正、文字通明的童生担任，也有由考取童子试的秀才担任。以课考为主的义学教师则要求高一些，一般以廪生担任，也有由举人担任的。义学教师的待遇无统一标准，视办学基金和教师水平而定。清代，道州两所瑶族义学是官府出资办学的，每年支白银16两，主要用于教师薪俸。其他义学教师与之相上下，以当时入学宫学习的生员每年领廪米72斗，折银2.4两计算，义学教师年薪240斗，基本可以解决一家的温饱问题。
【瑶族义学】 清代，道州已有瑶族20村，1962户，7310人。住在州南的有马江瑶、横岭瑶、深海瑶、石源瑶、韭菜瑶、顾村瑶；还有鸭头寨、鬼崽山、龙门坳、龙洞源、东河源、茄子寨、南竹坪等村，也是瑶族居住。州西有大西源、坦螺源等村。州西北的北岭瑶，分居于栗木村、坝头村、分水村和老村。清高宗乾隆五年（1740），州守陈嘉谷奉命在瑶地适中处设立义馆，延师训课，每年开支俸银16两。道州两处义馆（学），一在马江瑶丰村，一在顾村，是当时永州府最早的两所义学。
【南北义学】 道州义学，最早有南、北两所，清圣祖康熙五年（1666）知州吴大镕始建于州西北一华里的五家岭。向来无学租，都由州守捐俸以教学生。高宗乾隆十一年（1746），知州翁运标分建南北义学两所。一在水南，叫南义学；一在西门，叫北义学。将争讼绝产四处充作学田，分别在大塘、小甲、白牛山、白竹山，共30余亩。每年租息两馆分收，以作学俸，来学者多是附近贫寒子弟。
【思贤义学】 思贤义学，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知州盛赓建于窊尊亭前（今县中医院），详情无可考。
【东乡义学】 东乡义学，在今白马渡镇塘下洞村的东山，有学田300余亩，每年可收租谷约500石。光绪三年的《道州志》载：“东山，在州东十八里，高明秀丽，风度端凝，为州之东屏，今乡人于其上建义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直是风景秀丽的学校。始为塘下洞完小，1969年改办清溪中学。由于交通闭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停办，学校合并到白马渡中学。1991年至1997年退休老校长蒋家宴曾在这里开办过民办东山中学。
【西乡义学】 西乡义学有两所，一在濂溪故里楼田村岩旁，久废；一在小水洞，又名秀水洞，前身曾为道登书院。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新车乡洞尾小学。
四、私塾
私塾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春秋时期，孔子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从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他明确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优则仕”。表明办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管理国家的人才。随着官学的发达也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官学多设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规模较大；私学多散于乡间小镇，家庭宗族，规模较小。晚清道州的私塾办学形式：一是富户延聘塾师来家教育其子女的叫家塾；二是塾师自己开馆招生授业的叫门馆；三是利用本族的宗祠、公产、公房设馆，聘请塾师以教育本族子弟为主的叫族馆；四是群众集资，推选当地热心教育的人为学东，延聘塾师来馆教学生，有一村办馆，也有数村办馆的叫义塾。其中以第三、四种办学形式较普遍。所有私塾供奉孔子牌位，入学时和节日都要祭祀。
私塾按办学目的可分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是启蒙教育，一般招七、八岁的儿童入学，主要教习识字、写字；经馆招收读过蒙馆的生童，主要教授儒家经典，为县学、州学培养生员。就教学时间看，除全日馆外，还有半日馆、隔日馆和夜馆，专为贫穷子弟而设。全日私塾还有歇馆（住宿）、走馆（通学）之分。蒙馆学生年龄小，离家近一般读通学；经馆学生离家远，学业多，一般读住宿，交食米，菜蔬自备。私塾学生一般是男的，富家女孩只在家馆读书，直到民国初年始有男女同馆。
私塾的教材，蒙馆以识字读物为主，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经馆以《四书》、《五经》、《左传》为主，还教习作文、作诗、作对联和写一些应用文。道州的蒙馆塾师多半是乡村学究和不第秀才，学俸微簿；经馆塾师一般是本地或外地道德文章知名度较高的秀才，学俸较高。塾师的报酬无一定的标准，一般由学生筹集，也就是凭生徒年龄大小和家庭贫富自愿奉送，叫“束修”。有的由学生家轮流供饭，有的收学费，逢年过节馈送礼品。当时，私塾的塾师无定员，一般是一人一馆。生徒无定额，少的几个人，多的二三十人。蒙馆学生年龄一般是七、八、九岁，差别不大，经馆学生年龄小的十多岁，大的二、三十岁。私塾无班级编制，无升留级，因材施教，有时单独授课，有时集体上课。蒙学只读不讲，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每天教习写字，写毛笔字先填红，再蒙帖，最后临帖摹写。经馆采用串连法逐句讲解，教作文注重精批细改，重在基本功训练。
“教不严，师之惰。”道州的塾师和家长都赞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打不成人，棍子下面出好人。”塾师都备有“戒尺”。所读之书不能按时背诵或有其他越轨行为，塾师则用训责、打手板、跪香、饿饭等手段惩治学生。在古代，凡读书人莫不是以私塾为起点。清代嘉庆乙丑（1805）探花、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何凌汉和道光二十六年（1846）进士、翰林编修、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父子，少时都出自私塾。何凌汉16岁考取府试第一，为维持生计，在家乡东门村鹤鸣轩（后称东洲草堂）一边设馆教书，一边勤奋自学，13年后考中“拔贡”，走上仕途。何绍基3岁随母到外婆家生活，6岁入蒙学，其舅廖揖候就是他的蒙学老师，廖揖候对小外甥异常钟爱，要求也非常严格，蒙学2年，练字、背书一点也不马虎。这段生活，他后来回忆：“……凌晨舅有行，戒儿慎无哗。入暮舅言归，携儿笑咿呀。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舅邪！”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幼时读书生活的留恋。严格的私塾教育为他今后成才打下了基础。至于何绍基在北京拜孙镜塘为师，周敦颐在月岩拜吴明为师，那就是经馆了。
由于私塾出自民间，朝廷不予管理，旧志书无记载，清以前私塾数量无从查考。民国十八年（1929），县内尚有私塾215所，学生2511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县政府对全县塾师进行检定，对私塾加以限制和取缔，私塾逐渐减少。
五、考棚
考棚是对文武生员进行考试的地方，旧址在原州治（现县政府）西。知州孙寿域始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前临大街，为东、西两戟门，旁有鼓厅，沿阶而上为头门，门之内东偏为碑亭，碑记捐户姓名。再上为仪门，中为考官点名处，由门而进，东、西皆文考场。号板坚厚，联属不动，可坐千余人。上为衡文堂，堂中有暖阁，旁有耳房。堂后有通道，中为文昌宫，奉文昌帝像。两旁有阅文者的更衣小厅。由西厅而下折入灵宫殿，其旁是厨房，后面是空地。关于建考棚还有个故事：议建考棚时，有术士对孙知州说，这对官署不利。未竣工，孙知州果然去世，州人怀念他，塑像（木主）祭之。也就是在这一年秋试，入榜报录者5人：南榜黄如谷，北榜何凌汉，副榜赵龚，恩赐举人陈廷勷，恩赐副榜廖成光。第二年（1805）中进士二人：何凌汉中一甲第三名探花；陈廷勷进士，恩赐翰林检讨。
道州历来无箭道（比试射箭的地方），每次考试武童就在考棚中道比射，两廊观者甚多，有时被箭误伤。同治五年（1867）知州长明以文童众多，东西两棚隘不能容，与绅士谋修坐棚，并于右侧建观德堂看比箭，此后再无伤人之患。同治年间（1862-1874），先后有周昌义、何树绅考中武科进士。
考棚的资金来源，一为文明坊瓦铺一座，每年收钱千文，作为守看考棚人役工食；二是照墙外冷姓捐铺一座每年租钱八千文，作为考棚修缮之用；三是总社仓旧屋三间并前园地，年租一千二百文为供奉文昌帝香火钱。
六、宾兴
宾兴是地方官仿照古代乡饮酒之礼设宴招待应试的举子，给应试的人相应的礼遇。筹集相应的资金就是宾兴，相当于现代的基金会。
据府志载：“生员就乡试者，有司于六月朔择吉开宴饯别，花红、酒席在外，每位生员路费五两。报捷者，官为树旗送匾送礼到其家。”
举人会试，每人给长夫银二十两，饯别宴，报捷礼遇与生员就乡试同。
廪生赴贡试，例用正陪二人，各给脚力钱银四两。报捷礼除同生员乡试外，每名路费银一十五两，花红、旗匾、酒席银一十二两。
道州原无宾兴，道光已丑（1829）年大修文庙（学宫），所余料木变价得数百千文，买田起铺加上捐助田铺始有宾兴。道州的做法是将每年谷钱铺租，当众明算，交本届考一等者领带省垣，按文七武三，照例均分，不争多论寡。
宾兴资产在大成门右立碑记之：
何文安捐钱六百千文，购下关担山民田27.8亩，交宾兴首士经营，助文不助武。其意文多寒士，武较殷实。
契买高宅屯田22.9亩。
契买高宅民田18亩。
契买上乘庵民田22.6亩。
契买担山民田19.8亩。
契买高宅民田16.4亩。
契买东洲山民田8.2亩，塘一口。
兴隆坊刘光玉捐白芒铺民田11.1亩。
城内雷加福捐宜山坪民田5.2亩。
黄钟联捐青口田10.5亩。
李德合捐田5亩。
李子塘刘光荣捐民田1.1亩。
东阳坊陈士选捐学前坊铺1间，租钱助文不助武。
东斋由头门起至礼门止，起铺6间。
西斋由码头起至义路止，起铺8间。
西门街尾铺1间。
学前坊甲铺1间。
花巷口铺1间。
欧家巷铺1间。
光绪三年时（1877），道州宾兴资产共计田168.6亩，铺19间，塘1口。
附：道州历代进士名录
唐：1人
何坚今桥头乡大江洲人。道州之学士，唐以前无记载。贞元十年（794），何坚以进士游太学，为韩愈高足弟子，于是始有学士当世者。
五代：1人
何仲举坚之裔，后唐长兴四年（933）第举第四名，天策府学士，墓在州北20里长田。
宋：79人
欧阳程太平兴国八年（983）榜。累官屯田员外郎。
何嗣全同榜，仲举之子。
欧阳泽咸平二年（999）榜。欧阳程兄，节度推官。
欧阳冕咸平五年（1002）榜。
周辅成大中祥符八年榜（1015）。敦颐父。官贺州桂岭令，以子赠谏议大夫，从祀启圣公。墓在濂溪故里。
周尧卿天圣二年（1024）榜，赠金紫光禄大夫。欧阳修撰墓志，府志作永明人。
周识天圣五年（1027）榜。原名式辅，辅成兄。
石思纯景佑元年（1034）榜。
蒋璨皇佑元年（1049）榜。府志作江华人。
蒋瓘皇佑五年（1053）榜。府志作江华人。
何询暨治平四年（1067）榜眼。府志何询直，嗣全孙。
何友直同榜。第八名，嗣全孙，询直弟。
何汉规同榜。朝议大夫。
李瑞元丰二年（1079）榜。府志名李端。
何谊直元丰五年（1082）榜。嗣全孙。
周寿同榜。敦颐长子，司封郎中。
蒋谨修同榜。府志作江华人。
黄果同榜。府志作新田人。
蒋敏修元丰八年（1085）榜。任州理刑椽。府志在进士名录中作江华人，在《人物志•名贤列传》中为道州人。
周焘元佑三年（1088）榜。朝议大夫，敦颐次子，官宝文阁侍制，墓在濂溪故里安心寨大冈石。
李昌直元佑六年（1091）榜，化州推官。府志李昌旦。
蒋任同榜。府志作江华人。
吴偕同榜。
石安道绍圣元年（1094）榜。学士。
胡仕贵元符（1100）中榜。敦颐弟子。
顾涛政和五年（1115）榜。朝议大夫。府志作政和二年榜（1112）。
王观国同榜。朝议大夫。
何齑政和八年（1118）榜。朝议大夫。
（以上北宋，28人）
欧阳言建炎二年（1128）榜。员外郎。府志名欧阳言魁。
雷雄绍兴二年（1132）榜。府志作雷谹（hōng,山谷中巨大声音）
成勋同榜。
李安同榜。
李询同榜。清远县主簿，府志作江华人，名李珣。
吴民瞻同榜。
吴民先同榜。民瞻弟。
吴徽柔同榜。民瞻侄。
石榜绍兴八年（1138）榜。承直郎。府志作石磅。
何齐同榜。府志作二十四年（1154）榜。
何士先绍兴三十年（1160）榜。永州通判。
义太初淳熙五年（1178）榜。官知高琼二州。宋濂溪学子，著有《易经集注》5卷，《冰壶诗》10卷，《文集》20卷。
吴康淳熙十四年（1187）榜。府志名吴庸，容州陆川簿尉，赠承事郎。有尉李节倡乱，庸奋力六战殁于阵，其子袭官。
蒋大昌绍熙元年（1190）榜。
何充实庆元五年（1199）榜。府志名何克实。
范景元同榜。知府。
石瑀嘉泰三年（1203）榜。府志为二年（1202）榜。
蒋思同榜。知县。
欧阳钵开禧元（1205）年榜。
吴孝友同榜。吴徽柔孙。
黄梦清嘉定元年（1208）榜。沅州通判。
何友兰同榜。大学士。理宗有八分书“营州渔隐”及“三科七进士，两世四中丞”等字和诗相赠，府志在进士名录中作东安人，但在人物志•名贤列传中为道州人。
王世龙嘉定十年（1217）榜。教谕。府志名王世隆。
石起宗同榜。教谕。
王梦龙嘉定十三年（1220）榜。儒林郎。
欧阳杰嘉定十六年（1223）榜。
卢淞宝庆二年（1226）榜。琼州府教授。
何斗南同榜。从士郎。
杨参同榜。
欧阳衡绍定五年（1232）榜，府志名欧阳衢。
朱十朋端平二年（1235）榜。迪功郎。
周梅叟嘉熙二年（1238）榜。周敦颐后裔。府志省试第一，殿试第九。
陈五业淳佑元年（1241）榜。府志作江华人。
吴必达字材卿，嘉定三年（1210）以诗文举进士，淳佑元年（1241）中特科状元。初授建康府教授。七年，擢奉议郎、尚书，礼部架阁兼给事中，佩紫金鱼袋，所在政治有声。墓在州东白马渡。按：吴必达嘉定三年举进士至淳佑元年中状元相距31年。原始资料系清光绪三年编纂的《道州志》，和康熙九年的《永州府志》。如无误，事属罕见。又按：吴必达系今梅花镇石下渡村人。
刘应祥淳佑四年（1244）榜。
何应新同榜。
王呈淳佑七年（1247）榜。
王发宝祐四年（1256）榜，府志无王发，有唐发，宝祐元年（1253）榜。
徐焱同榜。
周炜同榜。梅叟长子，历任迪功郎，桂阳军学教授，府志作宁远人。
胡龟朋开庆元年（1259）榜。府志作宁远人。
周子愈景定三年（1262）榜。府志作宁远人。炜之子。
蒋常春同榜。
何元春同榜。
何扬祖咸淳元年（1265）榜。
陈大登咸淳四年（1268）榜。府志作江华人。
邓震孙咸淳七年（1271）榜。
唐泾咸淳十年（1274）榜。
刘元禧同榜。
吴斗祥同榜。
欧阳蔗瑞同榜。府志欧阳庆瑞。
（以上南宋，51人）
元：志书无记载
明：14人
李克逊洪武二十一年戊辰（1388）榜。御史。府志在进士名录中作宁远人，但在洪武十七年甲子（1384）举人表中为道州举人。
胡钦永乐二年甲申（1404）榜。任直隶东安县知县。
赵宏天顺八年甲申（1464）榜。字弘道，授主事，转员外，升山西佥事，官至巡海副使，亲平番寇。府志作赵弘。
熊绣成化二年丙戍（1466）榜。字汝明，号颐庵。官两广总督、刑部尚书。谥庄简，以清廉明于朝。墓在州北五里。祖熊世铭，赠通议大夫。父熊宣，赠副都御史。从子熊濂、子熊瑞荫授光禄署丞，升知县。
何钟成化八年壬辰（1472）榜。大理寺评事。
莫英弘治三年庚戍（1490）榜。工部主事。
何天衢弘治九年庚辰（1496）榜。工部侍郎，留守南都，以敢言名于朝。祖何志中，父何福均赠右副御史，其弟何天衡荫知县。
李翔同榜。御史。父李溥赠太常博士。
朱琯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榜，授武进知县，升户部主事。父朱文渊赠工部主事。
周卿正德三年戊辰（1508）榜。字希旦，任兵部主事，至吏部郎中。府志作江华人，但其父周怡为道州人，以子赠职方司主事，知县。
许铠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榜。授评事。
解冠嘉靖二年癸未（1523）榜。字季玄。授户部主事。
黄廷聘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榜。字道行，任南昌推官，行取浙江道御史，按巡浙江，转贵州佥事。康熙三十四年《永州府志》名黄廷弼，府志作江华人，但在举人表中为道州人。
何朝宗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榜。三原知县，户部郎中。墓在州西南40里葫芦岩。父何元通赠奉政大夫，户部郎中。
清：5人
何又爽乾隆十年乙丑（1745）榜。任武夷县知县。
陈廷勷嘉庆十年乙丑（1805）榜。恩赐翰林院检讨。
何凌汉字云门，号仙槎。父文绘，优廪生，汉随父读，刻苦自励，英年游庠，洁身自好，不随俗流。其叔文纯，每周恤之。嘉庆六年辛酉（1802），膺拨萃科。十年乙丑（1805）成进士，以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授职编修，督广东学政，又督山东学政，设课督诸生治经。道光四年（1824），转通政司，六年（1826）补顺天府尹，十一年（1831）署兵部右侍郎，授左副都御史，迁工部右侍郎，署礼部左侍郎，典浙江乡试，留督学政。十三年（1833）调吏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尹，调户部左侍郎兼右部侍郎。十四年（1834）二月，升左都御史兼府尹，赐紫禁城骑马。十一月，晋工部尚书，充经筵讲武会试副总裁。十六年（1836），调任吏部尚书。十九年（1839），旨调户部尚书充顺天乡试考官，时长子绍基亦典试福建。父子同作乡试主考，历史上只有刘文政、刘文定二人，因而被当时传为美谈。二十年卒，寿享六十有九。赐祭葬，晋太子太保，谥文安。生平孝友纯笃，居恒庄敬刻励，独坐必敛容，急遽时作字，必裁正而后书。教子孙常以忠孝俭朴为训。故后人皆粗食布衣，出入不乘车马，在词馆内攻，若如诸生。著有《云腴山房诗文集》。
何绍基字子贞，凌汉长子，性刚正，孝友力学。道光十一年（1831）道州辛卯科优贡，道光十五年（1835）省第一名乙未科解元，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科翰林院编修，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总纂协修，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道光十九年（1839）丁未科教习。咸丰二年（1852），提学四川，革除陋规，严劾官吏，士民快之。继以言事不合罢官，遂游峨眉，后主讲泺源书院、城南书院、浙江孝廉堂，讲授岳麓书院，年七十有四卒。生平学问渊博，著作甚多，而尤以书法名于世。
刘青藜同治丙寅（1866）榜进士。今梅花镇上仙田村人，其墓在梅花镇的仙田村黄家，墓前立有石碑。其父刘信桂，登仕郎。其子刘代安，清廪贡生，民国时期曾任县参议员，曾孙刘峻县教研室教研员，玄孙刘荣跃、刘荣军及第六代孙刘优胜都从事教育工作。
武科（2人）
清：2人
周昌义同治九年（1871）庚午榜辛未进士。今梅花镇车头村人，墓在该地。
何树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4）科甲戍进士。
据清光绪三年编纂的《道州志》载，道州从唐至清的文科进士100人，武科进士15人，共115人。但据另一资料载，清代武科进士王安国、陈士选、郭步云为举人，罗景纯为浙江武科（既标明浙江，属省举人），何凤采、吴乃武、吴俊魁、文射德亦属举人，郭登云、廖元吉、何希元、朱冕冠、周厚志称谓不详。今采后说，这13人不计，应为102人。又据反映，光绪三年后道县还有考取进士的，但无原始资料可查。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清光绪三年（1877）《道州志》；
1994年《道县志》；
1999年《零陵地区教育志》；
1999年《道州教育志》；
2011年《康熙九年〈永州府志〉》。
道州古代会馆
何家壬
道州是湘南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其文化内涵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连各地在此建筑起来的会馆之多之美也都不同凡响，堪称湘南之冠。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区域优势及潇湘水利之便，约在晚清时，道州便形成湘南几个县的商业贸易中心。西门街和桥背街攘往熙来接踵摩肩，十分热闹。
光绪版的《道州志》描述当年的情况是：“西门街上，商店鳞次栉比，百货俱全。西门河边，沽帆如织，客货连云，道州城区，人烟云集，商贸辐辏，居然一大都会。”抗日战争期间，著名诗人袁思永避难道州，出版了一本《礼阏邮斋诗存》，也有一首写道州那个时期商贸情况的诗：“市路皆填石，商廛尽背河。茶推东岭细，粮聚流多。猎麂皮论价，调禽舌赛歌。西关（指西门街、桥背街、板子桥一带）最繁盛，来往任肩摩。”虽然文人之笔，写来未免有点夸张，但当年这地方十分热闹，应该也是事实。古人写的“沽帆如织，客货连云”八个大字，可以说是十分精到，试想如果没有潇水和江西会馆前和西门街前的两个大码头，江西人的药材、衡州人的粮饼、长沙永州人的丝绸布匹、铁瓷百货何得源源而至并在此各自找到生财之道？道州之所以会馆多，会馆美，这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些外地客商随着时间推移，生意越做越大，从业人员越来越多，与各方面的接触越来越广。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出资建筑会馆可谓水到渠成，十分必要，我们记得起的大致有江西、福建、长沙、衡州、零陵、祁阳六大家。西门街还有个吉安会馆，小得只像一间店铺，不在此列。
我六岁发蒙读书，就认得福建会馆，那是因为会馆毗邻我们的学校——熊公庙（现在都是县委会的菜地），下课时，我们小朋友经常到公馆里捉迷藏，记忆中那里只有些小菩萨，没有庙宇和戏台，也没有图画和对联等等文化艺术品，只居住一个姓涂的吹鼓手在守庙。他老婆衣衫褴褛，拖男带女，光景很穷。他的几个小孩子比我年纪还小，穷得没法上学，是我捉迷藏的小伙伴。大的叫淡光，后来是建筑公司的泥工，小的叫咸光，是个吹唢呐弹胡琴的能手，后来调去了省花鼓剧团。我在熊公庙读书三年，没有看见福建会馆有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似乎形同虚设。长沙会馆也就在福建会馆对门，只隔了一道围墙和一条小路（现在也划归县委会），虽然也没有戏台，但庙貌威严，拜殿宽敞，神像大得令人望而生畏。与一般会馆不同之处是庙中有一口大水井，水清如镜，至今尚存，大庙的飞檐高墙依稀可见。早几年，庙后水沟之上还遗有一块“长郡会”三个大字的残碑，再往后便不翼而飞了。与长沙会馆相距咫尺的是衡州会馆，馆与我家小园只隔一道篱笆，是我童年到小园的必经之处。与前面两个会馆相比，是大巫小巫之别。拜殿中的塑像鼓眼怒目，令人望而却步。庙前筑有玲珑小巧的戏台，菩萨生日会馆唱戏，衡州籍糕商店的老板和伙计们便络绎不绝而来，鞭炮声、鼓锣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唢呐一响，我们小朋友便迫不及待地都去看热闹，盛况空前，记忆犹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神像、戏台由于多年失修，风雨交侵已全部倒毁，只剩一座空洞洞的庙宇。街上无行无业的青壮年便在此办起了石灰厂，往后连庙宇也墙倾瓦落，夷为平地，现在已是一片生机盎然的菜地了。在衡州会馆的背后罗家岭上，曾经矗立一座气势巍峨的黄溪庙，雅称零陵会馆。面积比衡州会馆更大，戏台拜像、神像一应俱全。传说民国初年，知州望云亭和唐尧阶曾在会馆中，以招安为诱饵把活动于空树岩一带的几十名土匪骗下山来，缴械之后，集体屠杀于戏台之前。抗日战争期间，道县创办县立中学，借舂陵小学招收第一班新生，教室设在学校，零陵会馆的戏台就派上了寄宿学生作寝室的用场。我是走读生，没有享此清福，同学胡正耀、陈灼、何瑜还有幸在戏台上睡了半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城一片瓦砾，这地方又成了关押罪犯的监狱，再往后便是无人过问，变为菜地，只剩一些残碑，也不知散落何处。
桥背街欧家巷的祁阳会馆只能算会馆中的小弟弟，建筑时间最晚，建筑规模最小，既无神庙也无戏台，根本不能与零陵、衡州、长沙等量齐观。那条小巷，巷小屋低，人气不旺，居民多为祁阳来此织布为生的老百姓。昔日，只有“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荡漾小巷中，为冷静的小巷平添一股生气。祁阳会馆处小巷之中，其貌不扬，倒是门前那副对联文气十足，令人过目不忘，联曰：“从故乡来，祁山话旧；揽此间胜，濂水寻芳。”仅以对联论，此联在各个会馆中首屈一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蒋政平任道县县委书记时大为赞赏，录于《永州古楹联》中，在文史出版社出书，名播三湘四水。现在我们该要说一说江西会馆了，它在道州会馆中，建筑时间最早，建筑面积最广，建筑规模最为富丽堂皇，影响最为深远，由于历史原因已经片瓦无存，但长197米、宽63米的地面及残存的一半围墙及破烂不堪的石大门痕迹还依然如故，可以引发起游人们对当年气势恢宏的联想。人们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会馆的庙宇、塑像、守庙人员住所、会馆接待宾客住所等等。特别是油饰彩绘小巧玲珑的戏台，与文明院戏台、石马神戏台并列为道州之三大戏台。每年菩萨生日，会馆大坪上人山人海，江西籍的主人川流不息，唢呐声还把东门村、北门村、南门口城里城外商家店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吸引过来看戏，热闹有如滚水开锅，我们因家邻近，更是每年必来。也是和江西会馆有缘，解放后，这里曾是粮站，我和唐聘老师在此写语录牌，后又当了半年的泥工师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县民政局建于江西会馆旧址，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机关生活，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认真思考起来，当时江西人在道州开药店的并不太多（西门街有王万丰药店、樟树药店及杨万龄药店三家，桥背街有老字号杨源兴药店，新字号有同安大药店及辐射到寿雁、梅花等圩场的小药店），加上从业伙计，总共不足千把人，为什么在道州会起到如此巨大的影响，除了道州人筑巢引凤对外地客商真诚相待及江西客商诚信经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能够与道州人和睦相处达到就地生财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是江西人在道州开创药店起到一个里程碑的作用。清光绪版《道州志》记载着道州人当时风气不开、贫穷落后、思想愚昧、生病信巫不信医。“民间生病，延巫于家，满堂供役，愈则归功于神，不愈则归咎于命。”上当受骗而不自知，一旦瘟疫流行，城乡蔓延，束手待葬，死亡枕籍。江西人药店一开，老百姓从实践中懂得有病必须吃药及药到病除的道理。既为江西人撞开一条财路，道州人也得到一条活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红，老百姓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好，药店的经济怎么不快速发展，盛矣哉！道州的江西药店活人多矣！二是当时道州山多虎多，多到“猛虎入城”的地步，志书载有“乾隆十五年，虎入州城，食民有一秃尾猪”的记载。虎患时间，打虎的“ 武松”自然应运而生，死虎如何处理？老百姓只知道吃虎肉、穿虎皮，老虎骨头是“梁山寨的军师——吴（无）用”一丢了之。江西人老字号杨兴源自然不会放过这绝好的商机，大量收购虎骨，加上中药制成的虎骨药酒，远销大江南北，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可想而知。道州至今流传一句民谚：“要想乖（漂亮），西门街；要想醉，到桥背。”意思是想穿漂亮的衣服，西门街的绸缎铺里有的是；要想大醉一场，你就到桥背来，桥背的酒，除了陈利祥酒栈的白酒外，就是杨源兴药店的虎骨酒，虎骨酒能醉人吗？这个醉字应当看成心醉，是病人重新获得健康心情舒畅的一种诠释，这也是江西会馆至今尚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