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谷源，人间陶祖”  

——惊世发现玉蟾岩  

赵荣学  

一、孤独的玉蟾岩  

玉蟾岩位于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附近，前后有两个洞口。前洞坐南朝北，洞口呈半圆形，上有莹白的巨大钟乳石悬挂，远远看上去像极了蛙类的鼻子，当地居民将其命名为蛤蟆洞、麻拐岩、拐子岩，文人则美其名为玉蟾岩。  

玉蟾岩是颗鲜活的心脏，他在跳动着，守着惊世的秘密，期待有缘人分享他的荣辱，破译他的生命密码。为此，他扮演着千变万化的身份，他既是牛群栖息的场所，也是牧童嬉戏的乐园，既是鸟类生活的家园，更是旅游探险者的目的地。无论来的是动物还是人群，玉蟾岩都本着上门为客的原则热情地接待，反正这些来客都能给自己带来热闹，带来快乐。然而热闹过后是冷清，快乐过后是悲伤，万年前，他的子民——玉蟾岩人在这里生息繁衍，那时的生活是单调凄苦的，但他的子民生活得很安详很自在，因为他的子民在这里找到了遮风避雨的家园，寻觅到了少量但能赖以生存下去的各种食物，而他却只要求他的子民能健康快乐地生活在他的身边，永远陪着他这位孤独而又慈祥的长者。于是，螺壳、稻粒、陶片、用火遗迹、动物残骸、劳作用具等等都被他埋藏。   

二、惊世发现  

玉蟾岩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关注。198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茂林等专家对玉蟾岩进行了实地考察，采集了少量的标本。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县举办了“湖南省洞穴遗址调查培训班”，在培训期间，学员对道县的洞穴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调查，玉蟾岩再次以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信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  

为了更为详细地揭示玉蟾岩的文化面貌，经报请国家文物局同意，1993年11月2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了一支考古发掘分队悄然进驻道县职业中专（现改名为永州市工贸中专），队员主要成员有储友信、张文绪、邱东联、顾海滨等人，领队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硕士、时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担任。  

考古发掘工作在考古队员和当地农民的协同劳作中有条不紊地进行，主要集中在玉蟾岩的后洞。为了确保发掘工作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进入工作面的考古队员必须换上干净的鞋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举动如宗教信徒的朝圣。清理工作集中在玉蟾岩后洞中四米见方的探方里，当清理完表面的泥土堆积，考古队员脚下的土地已属年湮代远的史前，这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岁月。清理、发掘、照相、绘图、筛选、漂洗，考古队员各司其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考古流程。   

这一发掘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与其说是考古工作的巨大收获，还不如说是玉蟾岩本能地保护了他的子民留下的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化层中分布着大量的动植物遗骸，见证了玉蟾岩人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一层叠一层的白灰面以及富含灰屑、烧骨的用火遗迹昭示着玉蟾岩人曾多年栖居于此的事实；粗粝的打制石器、穿孔蚌器以及人工磨制精美的骨铲、骨针，无声地诉说着玉蟾岩人筚路蓝缕的生存历史。在接近洞中文化堆积的底部，带有原始特征的陶片从地层里凸现出来。众所周知，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原始古陶片的发现预示着考古工作正在逼近农业文明的源头。果不其然，11月17日下午，当考古队员在洞外进行漂洗时，一枚稻壳跳入他们的视线，与无异于泥块的陶片相反，它并不是现出古老的外观，仿佛刚出自收割不久的田野，依稀保留着被掩埋时的光泽，这光泽隐含了远古农业文明的最初历程。玉蟾岩古稻壳和原始陶片的联袂出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95年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玉蟾岩进行了考古发掘，并聘请了农学专家和环境考古专家，实行多学科合作。2004年11月，经中国外交部、安全部等14个部委的联合批准，“中国水稻起源考古研究”中美联合考古队进驻玉蟾岩，这是湖南文物考古界首次与国际同行进行合作。美方考古领队由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巴尔·约瑟夫担任，中方考古领队由袁家荣担任，队员多达十余名，集聚了田野考古、古稻研究、古生物、古陶器、环境考古、实验分析等方面的专家。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全面展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原始水稻农业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过程，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制陶工业的起源。   

三、考古遗珍  

玉蟾岩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遗骸。因为年代相对较近，保存环境相对稳定，动植物残骸石化程度不深，姑且称之为半化石。动物残骸大体分哺乳类、鸟禽类、鱼类、龟鳖类、螺蚌及昆虫等。  

玉蟾岩出土的哺乳动物残骸种类多达28种。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动物，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麂、麝等；其次为野猪、牛、竹鼠、豪猪；食肉类动物多为小型动物，种类繁多，如青鼬、狗獾、食蟹蠓、斑灵狸、花面狸、椰子狸、野猫、大灵猫、熊、貉。此外，还有猕猴、羊、兔、食虫目等动物遗骸。   

鸟禽类动物的遗骸种类有27种，且数量巨大。其中与水泊环境相关的水栖种类达18种。如鹭、雁、天鹅、鸭、鹤、鸳鸯等。如此丰富的水栖鸟类，说明当时的玉蟾岩附近有宽广的水域分布。  

鱼类遗骸有鲤鱼、草鱼、青鱼等。龟鳖类有鳖、隐颈龟。螺丝有大型和小型两类。细小螺丝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也有生活在陆地环境的，大型螺丝则基本上生活在淡水环境。经鉴定螺丝种类在26种以上，其中可供人类食用的有4种：桶田螺、中国田螺双涨亚种、割田螺、方型田螺方型亚种。蚌类有7种，均为淡水湖泊、河流、河滨池塘生活种类，如重美带蚌、短褶矛蚌、珍珠蚌、河北篮蚬、篮蚬等。   

在玉蟾岩文化堆积中收集了大量植物果核，经初步分析有40多种，目前能鉴定到种属的有17种。其中可供食用的有4种：中华猕猴桃、猕猴桃、野葡萄、梅。值得注意的是，朴树籽在遗存中最为丰富，其种类有紫弹朴、珊瑚朴。我国史前遗址经常伴随出土这种植物种子，如北京猿人遗址、陕西汉中的龙岗寺遗址等，朴树籽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史前遗址中，其地位如此突出，肯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据推断，尽管肉质不多，朴树籽还是可供人们食用的。   

玉蟾岩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骸，表明玉蟾岩史前的生态环境与现在有较大差别。现在的玉蟾岩北边是一片常绿的松林，东北方向是郁郁葱葱的油茶林，东南、正南、西南方向是绿油油的稻田，与永州市工贸中专、白石寨村遥遥相望。晚风徐徐吹来，松涛声、读书声、青蛙的鼓叫声、小孩的嬉闹声，声声入耳；淡淡的稻花香、郁郁的油茶花香阵阵袭来，一派田园牧歌的宁静与浪漫。而出土的动物半化石中与水域环境相关的动物占绝对优势，现已鉴定的鸟类中有18种水栖鸟类，哺乳动物中水獭、鹿类动物也喜欢在林缘湖滩上活动，这说明史前玉蟾岩周边有广阔的水域分布，而大量的鱼、鳖、螺丝、蚌壳等水生动物，也反映玉蟾岩周围有宽广的湖泊环境。动物半化石中的熊、猴、野猪、麝等种类，反映玉蟾岩周围必然有茂盛的森林。水鹿、梅花鹿、豪猪以及大量的小型食肉类动物的出土，反映了玉蟾岩附近必定有宽阔的稀树草地或灌木丛。数量较多的竹鼠半化石，说明了茂密竹林的存在。不难想象，在一万至两万年以前，玉蟾岩附近的自然环境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开阔的林间草地、灌木丛林和茂盛的竹林，还有相当宽阔的湖泊水域。在亚热带的温暖湿润的气候下，鱼类安详地在水里翔游，龟鳖自在地在河岸的沙滩上孕育新的生命，螺丝和蚌壳悠哉地栖息在湖泊和河里；不远处的芦苇丛里天鹅在高傲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野鸭在机警地追寻自己的猎物，鸳鸯成双成对地演绎着仙侣般的爱情传说，偶尔一行白鹭唳叫着飞上蓝天；梅花鹿优雅地奔驰在林间草地，时不时打个滚以宣泄心中的满足，熊在笨拙地寻找自己的食物，顽皮的猴子似乎在嘲讽熊的笨拙，叽叽喳喳地从这棵树跳向那棵树，山那边的灌木丛里挂满了黑黝黝的野葡萄、沉甸甸的猕猴桃。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玉蟾岩人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来源，既保证了狩猎经济的规模，又丰富了采集经济的基础，并拓展了捕捞经济的范围。玉蟾岩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恩赐。他们想吃鱼、蚌、螺丝，下水捞就可以了；想吃肉类补充一下营养，漫山遍野有的是野羊、梅花鹿、麂子、獐子；想吃水果调剂一下胃口，也是“春摘桃李秋摘梨，漫山遍野果离离”，每个季节都有新鲜果品。他们过着韩非子在《五蠹》中所说的“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人民少而财有余”的生活。很快，玉蟾岩人便发现，温暖湿润的气候固然加速了动物的繁衍和植物的生长，但也加快了食物的变质和腐坏，而且长期的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也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既可贮存食物又可炊煮食物的工具。他们从附近砍来竹子，截成竹筒贮藏和炊煮食物，竹筒单单贮存食物倒也够用，倘若炊煮食物则实在不耐用，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次数多了，竹筒就燃烧掉了。他们发现每次煮完食物后，旁边的泥巴只是变得干硬和结实，并不会燃烧，若是能用泥巴制造出一种既能贮存食物又能炊煮食物的工具，那实在美妙不过了。于是，陶器应运而生了。  

四、人间陶本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陶器的制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陶器的出现，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们由游离不定走向定居生活，它不仅是伟大的农业文明即将到来的宣言书，也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因为陶器如此重要，所以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都对陶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将其在中国黄河中上游调查所得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片带回欧洲并展出和出版时，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轰动。一时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学者，无不争相观看有关仰韶文化的展览，阅读有关仰韶文化的书籍，这股浩荡的仰韶文化热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欧洲文明中心论”。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证明煊赫一时的仰韶文化不过是中国众多新石器文化的一支，只是它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  

陶器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在全球广泛分布制陶粘土的条件下，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更多的由经济发展程度和人类需要而决定。就世界范围内而言，最早的陶器相对集中在东亚地区，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都发现有一万年以前的陶片。相对来说，日本绳文草创期的陶片资料更为丰富。根据火山灰的层位判断，其绝对年代在11000年以前。据观察，以上东亚地区所发现的陶片，无论烧制年代，还是制作工艺、烧制火候，都显示不是最原始的陶片，寻找更原始的陶片成为人们的追求。玉蟾岩出土的陶片自然就备受瞩目。   

玉蟾岩的三次考古发掘都出土了陶片。1993年，在接近基地的地层发现了三块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相距不到一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堆约30×30厘米范围的陶片。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也发现了陶片。在玉蟾岩的整个文化堆积中，很少见到陶片的散布，仅在个别层位中发现陶片。这一现象说明当时陶器十分稀少，尚未广泛流行使用，属于陶器的初创期。出土时，陶质非常疏松，好似泥团捏成，一碰即碎，烧制火候非常低。陶器制作非常粗陋，陶胎厚薄不匀，厚者大约2厘米。火候不匀造成黑褐色、红色陶胎，近口沿部分夹炭，羼和料为石英砂，既有一定磨圆磨光的石英砂，也有用石英砾砸碎的颗粒。陶片内外均有纹饰。无论是陶器的分布数量，还是陶器的制作工艺、烧制火候，玉蟾岩陶器都显示出非常原始的形态。  

1993年、1995年和2004年三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分属不同的个体。1995年出土陶片可复原成一件釜形器。陶釜为侈口，圆唇，斜腹壁，尖圜底。外壁印饰手工编制的藤条纹饰。纹饰右斜走向，外壁局部可见表层脱落的内层面上也有纹饰痕迹，这说明，在已经制作好纹饰的陶器上，有局部贴泥进行整形修理的工序。内壁凹凸不平，包饰藤条纹近水平走向，下部纹饰因收分手抹而不清楚，局部也有纹饰，与外壁走向吻合。陶釜口径31厘米，通高29厘米，用泥片贴筑法手捏而成。1993年出土的陶片大致也可复原成釜形器，形态类同，个体略小。2004年出土的陶片因数量较少无法复原。  

玉蟾岩在1993年及1995年出土的陶器与日本绳纹文化草创期的陶器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口沿唇部饰纹。最大的共性是陶器均为敞口、斜壁、尖圜底的釜形器。据推断，敞口是为了便利放置和取出物件，釜形陶器则与陶器最初用作炊煮器有关。玉蟾岩陶器与日本绳纹文化草创期的陶器如此相似，绝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早期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普遍性。玉蟾岩陶器与日本绳纹文化草创期的陶器还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火候更低，陶色不均呈黑褐色、红色，厚胎夹粗砂，采用泥片贴筑手制法，内外饰类似绳纹的手工编制的藤条纹；后者火候相对较高，陶色多为红色，胎心呈灰褐色，薄胎夹细砂，胎土较细，采用泥条圈筑手制法，纹饰以隆带纹和隆线纹为主，常装饰在陶器的外壁近口沿部位或外壁的上部。总之，玉蟾岩陶器的制作工艺更原始，烧制火候更低，比日本绳纹文化草创期的陶器烧制时间更早。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1993年玉蟾岩出土的陶片进行质谱加速器碳十四年代测定，确定是当时世界发现烧制最早的陶片。但是据观察，这些陶器的羼和料，尽管是非常原始的粗细不匀的石英颗粒，可从羼和料多为砸碎的石英颗粒判断，陶胎中的砂粒并非自然状况下混入的。据推断，这应该是玉蟾岩人在经过一段更为原始的烧陶实践后，认识到陶土里掺入砂粒可防止陶器在晾干和烧制过程中因升温过急而发生破裂，从而有意识地将石英颗粒掺入陶土之中。这预示着玉蟾岩可能还存在烧制更为原始、烧制时间更早的陶器。  

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玉蟾岩发现了更原始的陶片。为了更精确地测定这些陶器碎片的年代，而且不破坏玉蟾岩的大自然生态环境和小自然生态环境，考古工作人员对陶器碎片出土的周边地层进行了详细的碳年代测定分析。研究人员从周边地层中提取了100多个骨碎片和木炭沉积物标本，对其中29个样本进行放射性碳测，从而获取了有关周边不同地层的年代脉络。将陶片与发掘出土地层相对比之后，研究人员初步确定陶器碎片的年代距今1.8万年。2009年6月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了有关玉蟾岩陶片断代的文章，指出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1.4~2.1万年，这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好几千年，也标示着玉蟾岩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发明了陶器。玉蟾岩陶器无论形态、生产方式、制作工艺还是分布状况，均显示出非常原始的状态，陶片相对集中，片大，并能大体复原成完整器，这为研究陶器起源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玉蟾岩制陶工艺兴起后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陶瓷业的发展。首先，玉蟾岩陶器催生了环玉蟾岩地区的史前制陶工艺，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广西庙岩、广东英德牛栏洞都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陶器，在永州境内也发现了大量的富含陶片堆积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次，与玉蟾岩制陶工艺一脉相承的永州陶瓷业在历朝历代都展示了自己的独特魅力。战国时期，永州的制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永州市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鹞子岭出土的战国双耳黑陶壶，其纹饰精美，且烧制火候较高，质地较硬，已具有原始瓷的特征。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中国陶瓷》一书认为中国瓷器起源于东汉，白瓷则最早烧成于三国时期。永州市蓝山县出土一只全国罕见东汉白瓷碗。永州的制瓷业在宋代空前繁荣，江永允山镇玉井窑址规模宏大，烧造器型多样，延续烧制时间长，其废弃的瓷渣延绵数公里。在潇水和湘江两岸则涌现了以道县清口、冷水滩黄阳司、冷水滩三多亭为代表的众多窑址。再次，玉蟾岩制陶工艺影响甚深甚广，湖南及周边省区历代陶瓷业概莫例外。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长沙窑、宋代衡州窑、宋代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广东顺德窑。长沙窑是唐代中国外销瓷的重要产地，首创釉下彩烧瓷法，景德镇在宋以后一直是官窑，有“瓷都”之称，顺德现在仍是装修瓷的重要产地。总之，玉蟾岩是华南及长江流域的陶瓷工业的起源中心，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陶瓷发展史。   

五、天下谷源  

玉蟾岩的文化堆积厚达1.2~1.8米，这显然不是短期人类活动造成的，而是长期生活的结果。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口的增加，可供玉蟾岩食用的动植物资源日趋不足，玉蟾岩人加强了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美国《考古科学杂志》2009年第36卷刊发了题为《旧石器晚期的资源强化：以中国南部为视角》的文章，该文运用一系列动物考古埋藏学分析方法和详细的量化统计，对玉蟾岩遗址的动物遗存，尤其是哺乳动物骨骼营养成分处理程度，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玉蟾岩遗址存在资源强化利用的现象。而资源强化利用常被考古学家视为人类从定居走向农业生产的先兆。玉蟾岩陶器的出土也意味着玉蟾岩极有可能孕育着原始农业。  

玉蟾岩出土了大量的与原始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更直接证明玉蟾岩存在原始农业。玉蟾岩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角、牙、蚌制品。玉蟾岩出土石制品千余件，全部为打制石器。石制品的特点是以砾石为原料，石器岩性主要为砂岩，少量为石英；石器制作粗陋，不规整，形状多变；石器加工技术简单，基本上采用锤击法。二次加工的石器很少，并局限于单面加工，多由腹面向背面加工；器型以小型石器为主，有一定数量的中型石器和大型石器。中型石器直接用砾石锤击而成，小型石器多用石片略作加工而成，或直接用石片；石器的组合主要为刮削器、砍砸器、锄形器、石锤，还有少量的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尖头器。其中锄形器、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都是原始农业用具。骨器主要有骨铲、骨针和骨椎。骨铲用动物长骨做成，它是将动物的长骨纵向破裂两半，一端打击成刃使用。骨铲的柄部常保留长骨的生理形状，刃部则磨蚀得光滑油亮，这并非磨制成器，而是长期用细软物质磨蚀而成。骨针和骨椎多用鹿类动物的炮骨作原料，炮骨被纵向分割成骨杆，然后进行磨制加工。通体磨光呈细长圆柱状，尖部圆锥刃的为骨针；仅将尖部磨成圆刃状，柄部仍保持骨杆的原始形状，只稍稍磨圆棱脊的为骨椎。角器只见角铲，以角环部为柄部，以角干折断斜面形成刃部，因使用频繁或使用时间较长，角铲刃部磨蚀比较光滑。骨铲和角铲均用于掘土，也与原始农业有关。牙制品主要是用动物的犬齿制成的装饰品，有用扁刀状的鹿类犬齿和圆锥状的小型食肉类动物犬齿制成的两类牙饰，都在犬齿的根端刻成凹槽，用于栓绳佩带。牙饰品的出现和使用，说明玉蟾岩人已经有了原始的审美观念，至于用动物犬齿作装饰品应与狩猎经济有关，在现代一些以狩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民族仍将佩带动物部件制成的装饰品作为成丁礼的一项重要程序。穿孔蚌器数量较少，均为残器。蚌器上的圆孔，均是将蚌的外壳磨薄后，再用利器击穿而成。穿孔蚌器的功能是利削和切割。   

众所周知，粟、麦等旱作农作物起源于中国北方，温暖湿润的中国南方则比北方更具培育水稻的条件。玉蟾岩遗址提供的旁证条件表明玉蟾岩原始稻作农业萌芽的可能性。其一，18种水栖鸟类半化石的出土，反映史前的玉蟾岩附近有宽阔的湖泊浅沼环境，有适合水稻生长的良好自然环境，这不仅为玉蟾岩人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还为他们有意无意进行人工选择、驯化野稻提供了客观基础；其二，玉蟾岩附近的江永县至今还保存有天然的野生稻，预示着玉蟾岩周围在远古时代有野生稻的分布，这为玉蟾岩人驯育水稻提供了物种基础；其三，前面所述玉蟾岩出土了一批新的与原始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如锄形器、亚腰形石斧、苏门答腊式石器、骨铲、角铲；其四，玉蟾岩遗址的文化土样标本中含有稻属植硅体，有力地证明遗存中水稻的存在和利用。三次考古发掘都出土了水稻稻粒，庄严宣告了玉蟾岩存在原始稻作农业的事实。  

1993年，考古队员在漂洗玉蟾岩遗址近底部的文化层土样中发现二枚稻壳，颜色呈黑色。1995年，在层位稍上的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二枚稻壳，颜色呈灰黄色。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了五枚炭化的稻谷。三次出土的，或炭化程度不一，或颜色各异，是因为标本所处的环境不同。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文绪对玉蟾岩遗址发现的稻谷进行了电镜分析。他从稻谷的粒长、粒宽和长宽比、稃毛长度和稃肩角度特征、稻谷稃面双峰乳突形态等三个方面对玉蟾岩出土的水稻进行综合研究，认为玉蟾岩出土的稻谷的粒长与普通野生稻相似，粒宽则介于籼粳之间而倾于粳稻，长宽比则处于籼稻的变域而偏于上限，显示出一种普通野生稻粒形向宽度横向扩大演化的现象。出土稻谷稃毛长度处于普通野生稻与籼稻之间，表现出一种纵向缩小的趋向。出土稻谷的双峰乳突形状及其各项指标与粳稻相似，并保持了江永野生稻的性状特征。这些特征显示，可以推定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特殊稻种，体现了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定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  

玉蟾岩古栽培稻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作为一种食物源，玉蟾岩人采集和种植水稻的目的是获取稻谷。谷粒的变异是玉蟾岩人最初注意的性状。他们并不在意水稻的植株形态和单位面积产量，但却在意谷粒的变大。在野生稻粒长不变的基础上发生的粒宽变异，必然受到他们的注意，并有意无意加以选择，这是最原始的人工栽培稻，是一种长而宽的大粒型稻谷的演化。实际上，在古代，人们是以大为美的，比如在汉字中，“美”字就从羊从大，而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王朝，如秦、汉、唐、明、清，皆冠以大秦、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美名。   

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原始性状说明了玉蟾人驯育水稻的早期性，对玉蟾岩古栽培稻的测年也证实了这种判断。经测定，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年代距今约1.2万年，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   

从古至今，关于包括水稻在内的农业起源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有关农业起源的话题，最有名的是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据传是中华始祖，是农业、医药、商业、音乐之祖。所谓神话固然有杜撰和夸张的成分，但也有其合理的内核。从民族学的意义上看，炎帝神农氏不是专指一个人，而是泛指以神农氏为首的部落联盟。他们在中原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争夺领导权失利，然后由北往南一路迁徙，最后在湖南定居。所以，从陕西到湖北、湖南都有许多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炎帝部落联盟在湖南定居后，随着与当地人群的交流与融合，学会并改进了水稻栽培技术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他们不是稻作农业的发明者，而是稻作农业的继承和发展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的深入，小麦、大麦、玉米等农作物的起源已有定论。但水稻起源的地点和时间，学术界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意见：如中国云南—印度阿萨姆起源说、华南起源说、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等，起源的时间也由四五千年逐渐推移到八千年以前。而玉蟾岩遗址无论是出土的文化遗物显示的经济形态，还是出土的动植物遗骸所反映的生态环境，甚至现在保存的野生稻标本佐证的物种基础，乃至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年代及其显现出的原始性状，都雄辩地证明玉蟾岩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2004年，国际农业考古的最权威人士，中美联合考古队美方领队巴尔·约瑟夫曾兴奋地表示：“我很幸运，能来中国，能来湖南，能来玉蟾岩，站在这里追寻稻作文明的起源。”  

玉蟾岩周边地区的地名和考古发现也见证着玉蟾岩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发祥地。玉蟾岩附近有嘉禾县。《桂阳州志》：“《管子》曰：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又云：“天降嘉谷，神农拾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禾仓即谷仓，嘉禾县，古称“禾仓堡”。沿嘉禾县往东北行百余里到达耒阳县，耒阳的得名也与农业有关。众所周知，耒是原始的农业用具。此外，在玉蟾岩周围，相继发现的上万年的稻作文明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广东英德牛栏洞。这表明玉蟾岩及其周围地区种植水稻历史悠久。  

文化的传播无外乎濡化和涵化两种形式。玉蟾岩原始稻作农业兴起后，首先向其四周连续扩散，于是有了前面所言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东英德的牛栏洞等稻作文明遗址，其传播时间大约在1万年前；其次，通过潇水，湘江、长江等水域和陆地的传播路径，在距今6000~9000年前，传播和扩散到长江中下游、华南及黄河流域；这一时期水稻农耕文明的代表性遗址比比皆是：湖南彭头山文化遗址、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等。由此再向更大范围内扩散到全球：南下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造就了东南亚、印度部分以水稻为主的农耕文明；向东沿海岸线北上到东北亚及日本列岛，催生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稻作文明；跨过白令海峡或突破太平洋岛链传到美洲；向西传至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楚人好问，二千多年前著名诗人屈原曾大胆甚至有些离经叛道地写下了《天问》；湘人敢为天下先，一万多年前玉蟾岩人实现了水稻农业的第一次革命，成功培育了人工水稻，一万多年后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成功实现了水稻农业的第二次革命，培育了杂交水稻和超级稻。这是湖南人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两项重大贡献。   

种种迹象表明：玉蟾岩遗址是一处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文化遗存，它为人们展示了人类水稻农业产生过程的初级经济形态，诠释了人类制陶工业起源的过程。因此，玉蟾岩遗址在1995年12月和2001年3月分别被评为“19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01年6月，玉蟾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蟾岩遗址的发现和成功解读，雄辩地证明湘江上游和潇水流域在中华远古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