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发聋为人刚毅耿直，仗义勇为。在长沙读书时，有同学周某被仇家劫持，他只身营救脱难。同地区人陈某自东京回省，与南路公校一人相争，斗势甚急，其他人都望着束手无策，而他鼓勇当前，直挟出陈某于重围。因此，人多称他为雷猛。他也乐以猛自居，自号竞蛮。
雷发聋少好学，读书有蛮劲，每读书至不解处，往往以头触柱。十七岁参加县试，考取第一名。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他就读于武汉两湖书院，后被选派赴德国留学，启程刚到日本，不料因染病未能前往，深为痛惜。但他此时深受维新患想的影响，爱国心切，主张科学救国，反对清政府腐败无能，虽留学未成，而民主革命热情更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归里，仍坚持从事革命活动。他常奔走演讲，并秘密印届刷革命传单、书籍多种，到处散布，传播革命思想，家乡青少年多为感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雷发聋又至长沙求学。家乡一些人看到他家境贫苦，筹集数十金资助，他却不受，并说：“我在外面苦惯了，平生唯恐受恩多。”他妻子为贫困所迫，欲将初生的女儿于襁褓中与人为媳，他得知后急忙写信予以制止，说：“童养媳常被姑婿憎视受折磨，男女平等，怎能歧视，我就是饿死也不忍心这样做。”对革命真理，他矢志不谕。曾与友书云：“秋瑾之死诚侠烈。但既以身许国，早晚不免‘秋风秋雨愁煞人’。”他常口道革命，不受忌讳，与人角辩，必胜方休，当时有人劝他稍自敛晦，他回答说：“大丈夫行事应当磊磊落落。如果不进行宣传鼓动。怎么能坚持革命真理，而达到事业成功呢?至于我个人利害是不必多计较的。”他还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秘密结交革命军人。同时，他带领其弟雷竞群投身“常备新军”，参加萍、浏、醴起义，希图推翻清王朝。事败之后，他的革命意志更为坚定，认为要坚持革命事业，不能无秘密集会之所，决心兴办新学，招纳同志，讲肄方略，以为异日再举。
光绪三十四年冬，雷发聋支持家乡一些开明乡绅，募资六七千金，借花山庵子为校舍，搬迁佛像，赶走和尚，创办民立两等小学堂。可是，以文炳奎为首的一些土豪劣绅，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之举，极力反对，并唆使群痞力阻，使办学形成僵局。是时，雷发聋在省城从事革命活动。乡绅认为他威望高，只有他才能排除阻力继续办学，便多次写信敦促他回乡担任校长。他毅然回乡接受此任，打破僵局，使学校于翌年正月十九日正式开学。但此举为当时官府注目，奸豪环视，特别是以文炳奎为首的一些劣绅，对雷发聋毁寺办学尤为忌恨。他们聚众举酒盟誓，煽动说：“你们以前阻止办学，与革命党人为敌，现在如果让学校办成，使革命党人得势，你们必死无疑；想要不死，必废弃办校；想要废校，必先杀雷某。知府是德泰旗人，非常仇视革命党人，我已向他报告，说雷某为革命党人，杀之可不偿命，且有重赏。”乡绅中有人将此情况告知雷发聋，并劝他将学校暂时解散，以防不测。雷发聋力持不可，说：“杀人是要犯死罪的，他们是不敢冒天下之不韪的。如果害怕他们的恫吓而解散学校，是让豪绅顽劣之徒的阴谋得逞。纵使有事，我愿一人承担。”他依然孜孜从事，毫无惧色。二月初六日，文炳奎等劣绅蛊惑千余人众，将学校团团围住，捉拿雷发聋。当时，雷发聋正在花桥街上理发，刚理了一半，校内一工友偷偷前来报信，并要他赶快逃走，他却说：“我不能只顾自己脱身而祸及师生。”坚持不走。后在工友的强拉硬扯下，才向街后出逃。歹徒闻讯追来，将他杀害于距校约半里许之翁家坪。他气绝时还喃喃呼号：“开讲!开讲!”念念不忘校事。时年仅32岁。其弟雷竞群只身犯难救兄，被打成重伤，后咯血而亡。
事后，谭延闾、雷铸寰、鲁涤平等将他的事迹附记于“湖南大汉烈士祠”。民国13年（1924），东安县学界为他举行追悼大会。民国15年3月，县人将其遗骨公葬于花山校后石山中，并在墓旁石头上刻“花山血迹”四个大字，以为纪念。为褒扬其办校功绩，曾将花山学校更名为“发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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