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国康

柳宗元从十七岁开始参加进士科举考试，几次遭遇挫折，直至二十一岁第四次应试才如愿以偿。因父亲去世，服丧三年，二十四岁应制举博学宏词科末等。二十六岁又一次应博学宏词科，得高第，授集贤殿书院正字，从九品上，负责校雠典籍、刊正文字。与杜甫、韩愈等相比，还算是幸运的。杜甫终生未中科举，最后求得一个小小的官职。韩愈经过四次考试才中进士，时年二十四岁。唐朝士子考取进士后，还要考取吏部的取士科，才能授官。韩愈进士及第后，三试于礼部而不售，最终只能从幕僚走进官场。子厚刻苦学习，善于思考，对参加科举考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对前来求学的学子细心指导，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柳子多次谈到科举的利弊。早在长安时，柳宗元“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他对应举未果的严公见兄，下第东归的元秀才，三试皆北的辛殆庶，五就乡举而不获的蔡秀才，欲向宗元“相师”的贡士肖纂，“直道而仕，三黜不去”的从兄柳偁等青年后学均给予抚慰勉励，并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引，还对科举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贞元十三年（797年），柳写了《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文章开头用具体数字和自己的经历，说明士子凭文章应试登第之难，有如“怀有美饵”用直钩钓鱼一样难有所获。接着说辛殆庶“专志于学”，文章写得生动而有文采，受到相国齐公和尚书侍郎的赏识、器重，无人可与争锋，然而三试名落孙山，要不是受主考者压制，早就高中了。最后说辛殆庶不畏旅途艰险前往南郑，希望他得“仁人”之助，一刷下第之耻；嘱咐通过自我努力，以实现心中愿望。文章不仅给下第的朋友以宽解勉励，还揭露了中唐科举吏治的腐败。

在永州时，柳宗元大姐夫崔简的弟弟崔策，因“六选而不获”前来永州探访，从学柳宗元，两人感情甚笃。学习之余，常结伴游览永州山水，柳写有《与崔策登西山》诗。元和七年，柳写了《〈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就科学制度发表了看法。针对有人指责进士科考试弊病，想要以“孝悌经术兵农”等科目来取代它，柳认为“以今世尚进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国之秀民举归之”。对通过科举这种形式来选拔人才给予了充分肯定。问题不在科目本身，而在选人的原则。柳提出：研究他的文章，观察他的行为，考察他的智力，认为他能够教化人和物，就提升他。文章过于注重辞藻而没有内容的，行为不合规范，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智力水平稀疏平常的，就不用他。使民风淳厚，用理念治国，进士科的考试就不用改变了。崔策学问、文章、品行、性格均无可挑剔，而“六选不获”。他家中遭受冤枉，不惮万里，来往于京师家乡之间，第二年就没有赶上考试。大家都说他是个孝悌之人。这样的人都不选，就算换一百次科目，对社会治理也没有什么裨益。柳希望朝廷设置有关部门，配置好的官员，来选拔崔策这样的人出仕。

严格来讲，科举与今日的高考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科举是从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取文武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可见是步入仕途的敲门砖。而高考纯粹是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在计划经济年代，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吃皇粮，端的是铁饭碗，故竞争激烈，有点类似科考。高考是公平的，为国选材，功不可没。但一考定终生，也有其弊端。学生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应付考试，普遍感到太苦太累。高考改革这一热点问题，一直为全社会所关注。早几年，有的高校实行特招，选拔少数学有专长的考生。这在古代科举中也早已有之。如宋代的乐雷发，精通经史，擅长诗赋，文笔直抵时弊，却为当局所不容，因而屡试不第。姚勉为乐雷发的门生，他中状元后，上疏至理宗皇帝：乐雷发才学拔萃，所试当在我上，录取不公，愿让状元第。理宗特旨当面廷试，考问其学术、才智、选举、教养等八事。乐对答如流，条对切直。皇帝非常满意，赐进士第一，为特科状元，授秘书省馆职。近几年，高考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从部分省市的单独招生到高考科目设置的调整，从招收少量保养生到与高中课程改革的挂钩，不时有一些小的动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高考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如何引导学校全面落实素质教育？如何引导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这还有大量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