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山水旅游，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山水自然游。它是一种形而下层面的以山水作为观赏对象的自然风光游，体现的是一种山水园林之乐，主要是人的身体在游，所以是一种消遣行为。自魏晋南北朝起，士大夫们就以山水游览作为身心怡养之乐，士人无不在山林沟壑之间游目骋怀、流连驻足或且行且吟。1200多年前，永州山水便留下了柳公自然游滞重而沉凝的脚步：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公被贬永州前期,心情压抑与苦闷，为排忧解愤,一有空便出来漫游永山永水：或登高望远，或徜徉丘潭，在自然山水间搜奇探胜，以寻求慰藉。

二是精神自由游 。它是一种“神游”，即精神在游，追求的是一种在形而上层面的心灵解放及精神自由。最早的逍遥游，就是自由地在天地万物间游览，系我国旅行文化中精神自由游的发端。柳公在宴游西山过程中，便首次感知到了这种生命逍遥之境：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这便是柳公心灵放飞天空的逍遥游。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精神自由游的高峰体验。

后来，柳公又在游赏小石潭时体会到了精神在水中的自由游弋——皆若空游无所依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小石潭记》）这便是物我两忘、主宾俱化的“神游”。在柳公看来，精神自由游才是真正的旅游：因为唯有主客体完全消融为一体，旅游主体才能彰显出其精神本真来——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始得西山宴游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作为“永州八记”的首记,在西山从“始得”到“宴游”的过程中，柳公经历了从身体游到精神游的升华，所以是柳公山水自然游和精神自由游的承继之作。“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在柳公看来，山水自然游和精神自由游两种不同的美主要导源于二者审美途径、方式及层次的差异：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潭西小丘记》）“谋”在这里是接触的意思。“与目谋”或“与耳谋”，是山水自然游的体验方式和审美途径，主要是眼观、耳听等外在感官的直觉感受，呈现的是直接诉诸游人感官的山水形胜或耳目愉宜，它是旅游活动中的初级审美形态。而“与神谋”或“与心谋”，则是精神自由游之体验方式和审美途径，就是游人将“目谋”或“耳谋”形象诉诸内在体验而激发出审美想象或审美情思，从而感悟山水包蕴的深层韵味或意境，它是旅游审美的高级形态。

柳公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一文中，就把山水旅游目的地概而分为两种情况: “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与之相应，“永州八记”中的山水审美境界也有两大类。一类是《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旷如”，是一番雄浑、博大而开阔的景象。另一类则是深幽、精致与神奇的“奥如”景致，其中经过柳公精心整治而成的胜景尤其具有代表性。如：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钴鉧潭记》）

柳公买下钴鉧潭后，经过加高台面、延伸栏杆和疏导泉水，终成中秋赏月佳景。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钴鉧潭西小丘记》）

钴鉧潭西小丘掩没于杂草灌木丛中，通过铲草、伐木和火烧，不但钴鉧潭西小丘本身变成了一处美好的景点，而且还成了一处观赏周围景致赏心悦目的观景台。

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盈（《石渠记》）

通过一番开掘、疏通和焚烧，石渠得以旧貌换新颜，水溢流畅，令人刮目相看。从晋代到唐朝前期，我国以庄子、李白为代表的山水旅游审美的主旋律是“致广大”。后来到唐朝中期，以“永州八记”为中心的山水旅游审美开始转变为“尽精微”。这次历史性的转换，首先体现在“永州八记”内部的这种过渡上：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

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高大而峻拔的西山及其视好千里而“莫得其涯”的视野，就是西山宴游审美的“致广大”；其后“七记”主要是对小景的精雕细刻及其审美发掘，则是对小渠、小溪、小丘、小石、小渴、小涧等的“尽精微”：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钴鉧潭西小丘记》）

其中的“笼”是包括、包罗的意思，“笼而有之”便是柳公在“永州八记”中的山水观察策略，即采用的是一种囊括式的身心俯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愚溪诗序》），“牢笼百态”即包罗万象，它是柳公山水游记的记游策略，即多元综合而又辩证统一。可以说，正是“笼而有之”和“牢笼百态”的审美创新，最终成就了“永州八记”的辉煌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