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满 桂

 

    柳宗元是唐代思想文学的一代宗师。他运用诗歌、辞赋、寓言、杂文、传记和山水游记等多种写作形式，创造性地全方位描写永州，从记述永州的风俗习尚，反映百姓民众的生活，到描述奇丽的山水，寄寓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表达忧国抚民的深邃思想，抒发“甘终为永州民”的丰富情感。柳宗元前无古人的这番作为，形成了彪炳千古的柳文化，奠定了其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并一直为后来者所享用，是永州的重要品牌。

    柳宗元从永贞元年（805年）十二月到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在永州的时间跨越了十一个年头，实际度过了九年零两个月的光阴。后来人们把这一特定时期，概略地称之为柳宗元永州十年。

    唐代的永州曾分为永州零陵郡和道州江华郡。由于唐代的历任皇帝从高祖到高宗、玄宗、肃宗，似乎都有变动行政区划和域名的嗜好，永州、零陵两地名就曾一度交替使用，但到肃宗的时候已经州郡并提，永州全称为永州零陵郡。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受灵渠之便利，领中原与岭南交流之风气，不仅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社会经济发展也较快，到唐代中叶曾经领先于邵州、柳州、连州等周边诸州。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永州是中州，司马的官位正六品。“员外置”就是编制之外的人员，也就是个“闲员”。柳宗元由于永贞革新失败受贬外放为永州司马，在永州度过了他一生中思想文学上最成熟最丰富的十年。

    柳宗元在永州的居所。柳宗元在永州的寓所有两处，大致上以潇水为界，四年河东城内，六年河西城外。柳宗元初到永州“无以为居”，借住龙兴寺。当时寄寓龙兴寺的居住条件极差，他住下后作了一番修缮，“凿西牖以为户，户之外为轩”（《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在西墙上既开窗又做门，并在这新开的门外搭建了一座高大的轩窗，从而可以远眺西边的潇水及岸上的群山，使家居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但木质结构的龙兴寺在居住的几年之中四次失火，使柳宗元迫不得已另行搬迁。

    元和五年（810年），柳宗元从城内龙兴寺搬迁出来，在愚溪东南畔构筑家园，扎扎实实地过起了定居生活。愚溪，原名冉溪，或称染溪，是流入潇水的一条小溪。柳宗元定居冉溪后，将它更名为愚溪。柳宗元的愚溪新居位于西山脚下，离愚溪入潇水的汇合口二三里路，背依苍翠葱郁的山峦，前有愚溪的潺潺流水，溪上有钴鉧潭、小丘、小石潭诸景，溪旁就是湘桂古驿道。其地竹木环绕，花草缤纷，异石丛立，藤萝蔓缀，溪水清莹。柳宗元将此新居自号愚堂，或称愚溪草堂。庭院里布置了嘉草异石，种植了花卉、药物和竹树，草堂茅屋围以竹篱，台阶前栽种芍药，篱笆边有菊花，此外还种了仙灵毗、海石榴、灵寿木、早梅、桔柚、红蕉等。草堂附近，巧布丘、泉、沟、池、亭、岛，与溪、堂合为八景，号为八愚，并作《八愚诗》纪其事。

    柳宗元在永州的行踪。柳宗元在永州的具体行踪，可分为古永州城内和城外两条线。

    关于古永州城内至今犹存的有法华寺，遗迹可考的有龙兴寺、南池、三亭、湘口馆、万石亭等。法华寺位于城内东山，一名高山。宋改名为“万寿寺”，后又改“报恩寺”；明改为“高山寺”，后毁于火；清代重修规模宏大。历经变迁，现存正殿一座，为佛地。龙兴寺旧址现为芝山区地税局机关院内。南池（《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旧址又称碧云庵，即今永州市三中办公室所在地，旧时规模，今已无存。三亭在城内东山山麓。唐时薛存义为零陵县令，有政声，并于署内创建三亭，作为游憩之所。柳宗元写下《零陵三亭记》。三亭之名,据《零陵县志》载：“三亭，在东山之麓,唐县令薛存义建,一曰读书林（林字疑衍）亭;一曰湘秀亭;一曰俯清亭。”其故址约略在今永州市三中校内。湘口馆（《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旧址在潇水东岸今萍州开发区一带。万石亭（《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旧址，大约在前进街至市第四医院一带。

    关于古永州城外至今完存的有湘江、愚溪、西山、钴鉧潭、小石潭、小石城山、袁家渴、石渠、石涧、南涧、芜江、香零山、西岩（今称朝阳岩）、萍岛、铁炉步、石角山、黄溪等，并有后人兴建的柳子街、柳子庙。柳宗元文集中的湘江实为潇水，属湘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为古永州绕城而过的河流，北去三四里即与湘水在萍岛汇合，形成潇湘二水相聚融合的又一景观。袁家渴、石渠、石涧、南涧、芜江都散落在朝阳岩以上五公里左右的潇水两岸，香零山以一孤岛屹立于潇水之中。愚溪、西山位于潇水西岸，钴鉧潭、小石潭在愚溪之中，柳子街、柳子庙就在愚溪之旁。小石城山位于市第一医院往市化工集团的路旁，西南由322国道进城时迎面可见。铁炉步即今老步（埠）头，位于潇湘汇合处下游两公里左右的湘江西岸。石角山（《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位于七里店办事处，长乌村名至今袭用。黄溪位于芝山区邮亭圩镇庙门口村，因旧有黄神庙而名此村，黄溪美景天成。

    柳宗元在永州取得的思想和文学成就。读书写作和游览山水是柳宗元永州十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代茅坤说：“柳子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钞》）。永州优美的山水融合、化解了南来的柳宗元，产生形成了他独特的柳文化。

    检阅《柳宗元全集》，共收集柳宗元的诗歌、文章547篇。其中，在永州写就的达317篇，占了五分之三。在诸如雅诗歌曲、赋、古今诗、论、议辩、碑铭、行状、表铭碣诔、墓表志、对、问答、说、传、骚、吊赞箴戒、铭杂题、题序、记、书、启、表、奏状、祭文等多种体例的文字中，真正能体现他思想和文学的精华之处，就是关于哲学、政治、历史的论文和诗歌、杂文、寓言、山水游记的创作。由于柳宗元来永州之前所写诗文多为应酬之作，惟有永州时期的诗文才真正是其思想文学上的创造，并且有不少诗文在思想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千古流传的不朽篇章。他的主要思想文学成就有：

    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本体，包含有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辨证观。“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天爵论》）。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神秘思想，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天对》）的观念，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客观性。他上承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从王充、范缜元气一元的物质论出发，彻底批判了神学目的说。这对发源于古代神秘哲学，历经战国时期孟子“天人相通”，特别是从西汉以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传承演化的“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正统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倾向仍然是儒学的用世。尽管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想的世事哲学，对认知世界的本原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与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不同，但柳宗元自然哲学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以入尧、舜之道”（《非国语序》），仍然走到了儒家积极用世的圣人之道的营垒中来。这样，柳宗元对历代哲人的各种思想“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杂取各家，自建一体，形成了本原自然、积极用世的自然哲学，将前人的智慧在新的层面予以弥合与创建，从而奠定了他在唐代哲学思想独领风骚的地位。

    柳宗元的政治理想是“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所谓“元元”，即云云众生，“利安元元”，就是为大众谋利益。柳宗元之所以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以及后来在柳州刺史任上劳于殒命，正是这一政治思想的实际应用。他在《天对》中所谓“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圯之”，即指出王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商汤能施行“仁政”而处王位；纣王荒淫无道，残害民众，所以被推翻杀死。注意民心背向，乃政治安危所系，体现出了“民为君本”的政治思想。这些都是对儒家传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他还将重视民生、让民众活下去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民众有黜罚“怠事”、“盗货”的官吏的高度，体现着民主政治的光芒，是对传统的民本政治思想的新发展。

    除了《与韩愈论史官书》外，柳宗元提出的“势”的社会发展观念，集中体现在《封建论》之中。所谓“势”，就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而并不是什么圣人意志的体现。文章具体阐述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逐渐产生“封建制”的原因和过程。以周秦汉唐为例，畅论了“封建制”的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依次批驳了“封建制”可以搞好政治、可以延长统治、圣人之意不可变革的三种错误观点。文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气势磅礴，无可匹当。宋代苏轼认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志林》卷五）。清代林纾将《封建论》誉之为“古今至文”。当然，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封建论》被曲解完全是两回事。柳宗元运用“势”的社会历史观，还对历来被奉为经典的《国语》这一史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作《非国语》67篇，在实践中开拓了通向历史唯物论的道路。

    中唐时期以柳宗元、韩愈为代表的文学群体，为拯八代骈文之衰弊，宗经复古，以秦汉文章为体式，倡导古文，实为创新，掀起了文学史称之为“古文运动”的文学革命。这次文学革命的影响旷日持久，一直延续到现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柳宗元与韩愈两人是共同推动古文运动的主将。尽管他们政治见解有所不同，但在思想学术上是堪称典范的“神交”。兴圣人之道、除时政之弊，是他们的共同理想。对于如何兴、如何除的问题，尽管各人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能以豁达虚心的胸怀看待对方。这种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彼此鼓励、共同促进的风范，团结了一大批同道共同努力，才使得古文运动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

     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借种树来说明人才培养的道理，并进一步引申到为政之道。郭橐驼为什么把树种得那么好呢？“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因为郭橐驼能按照树木生长的规律办事，“不害其长”。柳宗元以植树喻育人，批评了要求过高过急，拔苗助长，以致“木之性日以离矣”的错误倾向。青年人的成长有其内在的规律，教育者只要顺应其规律，提供良好的条件，让其内在因素得到发展，就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柳宗元非常重视教师的言行对弟子的影响，主张“明而教之”。要律人必律己，要勉人也必须先勉己：“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许多青年人都乐意向柳宗元请教。柳宗元尽管“避师名”再三表示不为人师，但实际上从没放弃对青年后辈的教育。“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永州八记》通过对永州山水的描绘，开创了世界游记散文之先河，并在《零陵三亭记》中提出了“观游”是“为政之具”的思想，要求以行政措施将自然地理环境转化为经济地理环境，开发旅游事业，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他对零陵县令薛存义因山就势兴建三亭大为赞赏，“高者冠山颠，下者俯清池，更衣善饔，列置备具，宾以燕好，旅以馆舍”，道路通畅，要吃要喝要住都有完备的服务设施。这就是“高明游息之道”，也是旅游事业开展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他还要求“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因地制宜地做好规划，“合形辅势”地开发建设（《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今天旅游事业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都能够在柳宗元思想中找到雏形。

    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还包括“统合儒释”的宗教观、“民自利”的伦理经济思想以及散文、辞赋、诗歌等文学样式的探索等等，体现了柳宗元在永州的全方位探求。马积高先生说：柳宗元“堪称第一个多方面描写永州的作家，更是永州的自然山水美的第一个发现者和最杰出的表现者”。的确，柳宗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的主要思想文学成就形成于永州十年，是永州山水的神奇，造就了这束灿烂夺目、享誉世界的柳文化奇葩。这对今天的永州是一笔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结合永州的实际，我们研究整理和大力弘扬柳文化，是因为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特别凸现着永州给柳文化的营养与滋润，是永州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品格。

    从本质上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但由于民族与地域的不同，各个地方人们的文化又有着差异性和多样性，既有着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群体素质方面的情况，也包括语言和风俗习尚等在内。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地方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引导着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韩国和加纳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但在30年多以后的今天，韩国已经跃入世界经济第十四位，而加纳则远远地拉在了后面，人均GDP只有韩国的四分之一。造成这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差异。韩国人与加纳人相比，生活实在，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国民富有组织纪律性。看起来曾经起点一致的这两个国家，却在不同文化的熏陶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不同的发展结果，足以令人深思。

    文化是一种素质，如同能够充斥于人们方方面面的血液和神经。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文化的强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可能一打就垮；如果没有民族精神，没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就会不打自垮。为什么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磨难生生不息，为什么隔膜了半个世纪的海峡两岸仍能交流，为什么我国13亿人口、56个民族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慧的民族。因为，与世界上其它几乎同时最早出现并中途断档的巴比伦、古罗马、古希腊等古代文明相比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的五千年历史文化没有中断过的民族。因而可以说，文化的这种素质不仅仅是文明的象征，而且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脊梁。

    文化是一个地域、一个城市的身份证。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是其流淌着的精神，也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志。文化可以升华道德，可以发展公正，可以弘扬进取，可以培育创新，可以塑造形象，可以展示环境，可以吸引人才，可以革新生产力，可以创造新的文明，等等。总之，这种城市人文精神的哺育和传承，引导着人们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要拓展、充实和丰富城市发展的“库容”，一定要把城市文化作为城市的品格来加以构建，形成一面高扬于市民心中的旗帜，使城市形态、文化形态、市民心态内外和谐，经济升力、城市活力、文化魅力刚柔相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推进。

    柳文化是柳宗元在永州的创造，也是永州人民浇灌和潇湘山水滋润的成果，成为今日永州城市文化的核心。柳文化的精神内涵极其丰富，概括来讲，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革旧图新。综观柳宗元一生，是革旧图新的一生。长安时期，柳宗元21岁考取进士，循着正字校书、畿县尉、御史、拾遗郎官的捷径，33岁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为直登宰辅开辟了道路。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柳宗元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用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饥苦。就是在那些攻击他们的历史文献里，也不得不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顺宗实录》卷二）等字样。这都可以看见革新的声势及其成效。“永贞革新”的失败，是柳宗元后半生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超取显美”的高官一落为“自度罪大”的流囚，但其革旧图新的精神没有改变。永州十年，他读书为文，寄情山水，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思想敏锐，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治学立说踔厉风发，追圣求贤敢破敢立，即使是《诗》、《书》乃至孔、孟、扬雄、董仲舒等人的经典著作或言论都批判过。他写《非国语》、《辨亢仓子》等做翻案文章，不仅辨别了古书的真伪，还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或全新的见解，言之有理，驳之有据。他研究文章利弊，以为著述讽谕的法式，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内容改革：一是文体改革，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取代流行的骈体文；二是文风的改革，导扬文质相符的文风取代华而不实的文风。柳宗元、韩愈先后写下了八百余篇古文，熔叙事、说理、抒情为一炉，创立了有为而发、不平则鸣、言之有物、文从字顺、充实流畅的散文新风，这一文风后来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来，影响了中国上千年。柳宗元还在吸收前人山水诗歌和古典散文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文。他的游记文不是象《水经注》那样纯粹只为山水作注解，而是几乎每篇都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崭新感受。他还对寓言、辞赋、传记文的发展都有所创新。柳宗元后来离开永州去柳州担任刺史，仍然坚持革旧图新的精神，解放奴婢，发展经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给柳州人民带去了福音。

    自强不息。柳宗元始终是一个奋斗的强者。他的主要思想文学成就形成于永州十年。尽管这是他遭受贬谪、最为寥落的时期，但他并没有沉沦潦倒。他以一种世人独醉我独醒的气概，去理智地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去勇敢地面对社会的种种非难。“永贞革新”失败的斗争经历，推动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也给他接触和了解社会下层创造了条件。柳宗元作为永州司马，意味着原有的生活已经改变。他来到永州后，对自己清醒地作出了新的安排：“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既然在仕途上志不得展，不能实现“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理想目标，那么转向著书立说吧！渴望“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激励自己发奋读书著述，“上下而求索”。柳宗元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永州秀丽的山水、人民的深情厚谊相融合，便得以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文学辞章”。韩愈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将相一时，文章千古，韩愈的看法是对柳宗元永州自强不息精神成果的最好写照。

    吏为民役。柳宗元继承并弘扬了古代贤哲民本政治思想，进而提出了 “吏为民役”的政治理念。在柳宗元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元元”、“生人”等，讲的都是民众百姓，要求当政者应当尊重他们的意愿。那句人们琅琅上口的“永州之野产异蛇”，出自中学统编教材所选的柳宗元《捕蛇者说》，以永州蒋氏三代捕蛇顶租以谋生的悲惨经历，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直指“赋敛之毒”的厉政，用生动的形象说明“苛政猛于虎”的道理。柳宗元不仅同情百姓，反映百姓疾苦，还与永州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在吏与民的关系上，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吏为民役”的政治主张。“夫为吏者，人役也”（《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他在《送薛存义序》中高度赞扬其同乡薛存义是“民之役”的楷模，在零陵做代理县令两年任职期间，能“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倡导这种公仆精神。

    正是由于革旧图新、自强不息、吏为民役的这些柳文化精神的光芒闪耀，柳宗元成为毛泽东论述最多的古代人物之一。毛泽东十分喜欢柳宗元的文章，一生中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曾将柳宗元多次圈圈点点，反复评说，甚至使之成为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一次会议讲话中说道：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毛泽东非常欣赏柳宗元的《天对》，1965年6月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张贻玫《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

    由于毛泽东的厚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柳宗元曾两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一次是章士钊尽毕生精力呕心沥血研究柳宗元的宏篇巨著《柳文指要》在1971年得以出版，这是在那样的文化沙漠中唯一开放的一朵学术之花。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呵护下，发生在那个年代的犹如天方夜谭一般的奇事。第二次是在1973年的“批林批孔”中，柳宗元被“四人帮”政治造神运动捧成了亘古第一的法家思想家。毛泽东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以及《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推动了《封建论》、《非国语》乃至于各种柳宗元著作的注本、选本纷纷涌现，成为“批林批孔”学习和运用的典范。尽管这中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扭曲的成分，但这个十分珍稀的现象，其实是两位巨人跨越时空的精神碰撞，并使柳宗元一时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主流思想担纲者的角色。           

    柳文化是永州城市人文精神的苍天大树，也是永州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由于柳宗元笔下的自然山水和柳文化象征主要集中在永州中心城区，因而若说“永州是一本书”，那么柳文化则是这本书的“序言”，让人第一眼就要关注它；若说永州是屹立在潇湘之端的一幢古老建筑，柳文化则是它历经沧桑的近水楼台，向人首先展示其风采；若说永州是神州大地的一座历史名城，柳文化则是这座名城的主要窗口，令人莫不以先睹柳子庙等柳文化风采为快。宋人汪藻云：“零陵一泉一石一草木，经先生一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仰慕，想见其风流”（《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确实，自柳宗元与永州结缘后，千百年来，柳宗元作品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神奇的永州山水成为人们仰慕和向往之地，柳子庙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田纪云、邓力群、王忍之、杨汝岱以及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香港、澳门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都慕名前来，寻访“永州八记” 遗址，一睹永州山水风流。2002年，“中国·永州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永州召开，迎来了150多位中外专家聚集永州，并给予高度评价：“柳文化不仅仅属于永州，也属于中国，更是属于全世界”（日本学者户崎哲彦语）。

    多年来，永州学者在柳文化精神的鼓励下，努力步寻柳宗元踪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其研究著作一部部出现：杜方智、林克屏1994年主编《柳宗元在永州》；何书置1994年出版专著《柳宗元研究》；陈雁谷1989年出版专著《柳宗元社会心理思想研究》、2000年出版专著《柳宗元旅游思想研究》、2003年出版专著《柳宗元哲学思想研究》；陈松柏、蔡自新2002年主编《柳宗元与永州山水》；吕国康、杨金砖2002年主编《柳宗元永州诗歌赏析》；翟满桂2002年出版专著《一代宗师柳宗元》；刘继源2003年出版专著《柳宗元永州诗文研究》等著作，还有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主编《永州柳学》已出版5期；《零陵学院学报》、《永州日报》开辟柳宗元研究专栏数十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着弘扬柳文化的工作。2004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录制的永州专辑，其中就隆重推介了产生于永州的柳文化，这都大大地提升了文化永州的知名度。近几年，柳宗元纪念馆先后接待了国内外游客20余万人次，在永州城市旅游经济中发挥着领头作用。

    尽管如此，但我以为，这与将柳文化作为永州的城市品牌还相距甚远。因为，就目前来说，柳文化与永州城市的结合度还不够紧密，在海内外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还必须进一步加强柳文化作为永州城市品牌的包装。何谓“包装”？“包装”一词，最初指的是美化商品的外观。同样一件商品，包装是否精美，其营销效果便大不一样。这种内在品质与外部形象的新型结合，给予人们一个新理念。现在，已将商品的包装普遍应用于对外宣传。城市的品牌本身就是城市的包装，柳文化是永州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作为加强品牌包装的亮点。

    现在，尽管外地人一接触或了解永州，无不都将柳宗元与永州紧密相连，“永州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的地方”，“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有‘永州之野产异蛇……’”等等，让柳宗元无形中为永州作了一番广告。然而，永州人自己对什么是柳文化，也仅仅局限于这些表面之说，对于柳宗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柳子精神的实质这样一些历史人文价值缺乏应有的判断，以致要将柳文化作为永州城市品牌的认同感不强，甚至显得苍白无力。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尽快切实解决。要加强对柳文化的宣传，从编写柳宗元与永州的诗文一类的乡土知识教材，普及柳宗元作品入手，到发掘整理革旧图新、自强不息、吏为民役等柳文化精神实质，以及柳宗元对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等等，使永州人都能了解柳文化，感受其精神氛围，提升认同柳文化作为永州城市品牌的深度与广度，让柳文化精神日渐纯净地融入人们的观念之中。同时，要抓紧将芝山区更名恢复为零陵。

    规划是龙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很重视城市文化品位的规划与设计。这是因为，高雅的文化品位是文明城市的标志。如果你到国外去旅游，在一些城市到处可见某某作家曾在此创作某某名著，某某历史名人曾在此生活过的纪念牌匾。即使没有名气的艺术家，城市也会宣传他的生平。伦敦有一位名叫杰克的画家，尽管他不出名，但他画了一辈子的画，他家门口的纪念牌上写着：这是一位为艺术奉献了一生的画家，请游客不要惊动他。伦敦人认为，纪念这样一位画家，对于一个社区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走在这些城市的大街小巷，你会感到自己与那些名人并肩散步，你无意间走进历史，接受一次文化的熏陶与洗礼。这样的文化启迪是深刻的。永州的城市规划也必须注入这类浓厚的文化情愫。现在正在着手编制的永州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必须突出柳文化这个主题，可以考虑分四大块规划：一是围绕“国保”柳子庙，包括柳子街、愚溪、西山、小石城山在内，开辟柳文化核心区。在这一区域，愚溪是柳宗元在永州居住时间最长、写作成果最多的地方，西山和小石城山分别是《永州八记》的起点和终点，柳子庙和柳子街则是后人对柳宗元缅怀追思的纪念地。这一块规划的关键，是要将现在的潇湘纸业公司的用地改造为柳子文化广场。根据刘继源老先生运用地理学知识的确切考证，西山也就是潇湘纸业公司原来用作堆放草料的山头（俗称黄茅岭），而不是粮子岭水厂的山头。西山是“永州八记”的发祥地，要认真规划好。二是将潇湘两水汇合地规划为名副其实的“靓丽潇湘”，包括在萍岛建设“潇湘阁”或迁建“湘源二妃庙”等，重现湖南“潇湘八景”之首的风采，成为潇湘平湖的龙头。三是以东山为脉，包括法华寺、武庙、文庙、怀素公园以及城内沿河古街，修复古城墙、恢复东门、太平门、小西门、大西门、潇湘门等古建筑。四是以朝阳岩（西岩）为纽带，包括石渠、石涧、袁家渴、香零山等，营造寒江独钓的氛围。

    这主要是一个如何推动规划分步实施的问题。在规划的指导下，可以将这些规划区包装成一个个的项目，分头组织开发建设。在投资的筹措上，可以是政府直接投入，也可以通过引进民间资本或招商引资的方式来实现投入。当前的重点是要突出柳文化核心区的建设和改造，以形成品牌效应。要设立柳子旅游线路，打出永州柳文化旅游品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其旅游线路的设置可考虑为这样两条：一是柳子景区陆地游（以“永州八记”为主体），柳子街（民俗文化街）→柳子庙（柳子纪念馆、柳子文化研究馆、柳子文化交流馆）→柳子草堂→缘愚溪的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柳子碑林→石涧→石渠→袁家渴→小石城山；二是潇湘平湖水上游，大西门上船→香零山（香零夜雨）→朝阳岩（朝阳旭日、寒江独钓）→愚溪（愚溪眺雪）→迥龙塔（迥龙夕照）→萍岛（潇湘烟雨）→巴洲→宋家洲。

    潇湘的源头在永州，柳宗元笔下的山水在永州。因此，要确立“潇湘古城，山水永州”的长远发展目标，开展系列柳文化宣传活动。要一年一度地定期兴办“柳文化旅游节”或“潇湘旅游文化节”，开展清明祭柳和柳宗元学术研讨会，举办小石城山的绝壁攀登体育活动，使柳文化精神深入民心，不断提高永州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同时，政府对柳文化研究学术团体和柳文化研究成果的结集出书，要给予资助和奖励，以形成弘扬柳文化的氛围。“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要结合永州柳文化的城市资源，开发异蛇酒之类的系列产品、工艺品，制作永州旅游风光的画册、挂历、导游图、音像制品，在国内外主要旅游城市开设旅游窗口，积极参加各种旅游博览会、交易会，建立高效的旅游信息系统和旅游宣传推销网络，变文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翟满桂  零陵学院教授、科研处长、柳宗元研究所所长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