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山西永济，出生在长安，少有文名，21岁进士及第，一度活跃于唐中叶政治变革舞台。33岁任礼部员外郎，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10年后迁柳州刺史，47岁便英年早逝。孙昌武教授评价柳宗元说：“他的品德、意志、人格，他的才华、感情、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与良知，具有极大的魅力，成为不朽的榜样。特别是他后半生，身为流囚，仍奋斗不息，在极其艰难困顿条件下，凭籍自己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格的一大转变：由政治斗争中怨抑退屈的牺牲者、失败者拼搏而成为思想战线、文学领域的创造者、胜利者，从一个供奉朝廷的官吏，成长为代表一代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成就的伟人”（《柳宗元研究文集》序言）。何谓人格？人格乃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是一种非凡的精神力量。品德是人格之本，人格的魅力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它。柳宗元被誉为一代宗师，是我国古代具有人格魅力的杰出代表。
 
少时陈力希公侯  许国不复为身谋
 
　　理想是人生的路标，是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柳宗元刻苦攻读，自学成才，从小胸怀大志，想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年轻时，他怀着“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理想积极投身“永贞革新”，“冲罗陷阱，不知颠踣”。革新失败，遭贬永州，流言蜚语，刻毒攻讦。《旧唐书》说他“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堕素业。”而韩愈为他鸣不平：“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尽管政敌落井下石，自己遭受残酷打击，但他正直倔强，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毫不妥协。在永州写过《冉溪》诗：“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前四句抒发了希望建功立业、以身殉国的抱负，遭遇流落南荒、形同囚犯的处境。“缧囚终老无馀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后四句述说了卜居冉溪、愿学樊重种漆南园以利天下的心志。在《笼鹰词》中，更是借饱经摧残的苍鹰意象，抒发了冲破牢笼、展翅高飞的宏伟理想！
　　他追求理想，坚韧不拔。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写道：“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志向坚定，态度鲜明。苌弘是东周贤臣，他曾集合诸侯建周的城墙以巩固王朝防御，最后却在晋人的压力下被周人杀害。相传苌弘死后，其血三年化而为碧玉，乃精城之至。柳写《吊苌弘文》颂扬了苌弘为国捐躯的忠义品格和临危不顾的勇敢精神。文章最后说“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为。”表达了自己对苌弘的崇敬和认同，也寄托了为王叔文洗雪伸冤的深微之情。章士钊认为“子厚吊苌弘，实乃吊王叔文”（《柳文指要》）。这说明他与王叔文志同道合，是对“永贞革新”的肯定，也显示了他的气节和胆略。
　　他被政治所抛弃，仍关注政治，追求真理。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表白：“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以，宗元近欲务此。”于是广泛研读经史诸子，紧密联系实际进行写作，以笔为武器，宣传进步思想。他“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杂取各家，自建一体，写出了《封建论》、《天说》、《天对》、《贞符》、《非国语》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以大无畏的精神批判“天命论”，宣传唯物论观点、民本思想和改革政治的主张。写于永州的政论《封建论》，分析了中国社会分封制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肯定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秦皇朝的灭亡主要是实行暴政，奴役百姓，“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他在解释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时，提出“势”这一范畴，以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性。他说：“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他已经初步看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由于“势”即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在起支配作用。文章体现了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主张任人唯贤、反对贵族世袭的政治立场。苏轼对这篇雄文评价甚高：“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伦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
　　毛泽东主席1965年6月在与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向》，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他的自然哲学思想，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汲取了庄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观，成为古代哲学思想的新高峰。他为儒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反对章句师，探索圣人之道的经世致用，在儒学从汉唐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折点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理论著作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宝库，为跻身杰出思想家、哲学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他为实现理想抱负呕心沥血，敢于批判，勇于创新，通过奋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生活的强者，民族的脊梁。
 
并时才力韩公笔    异代江山屈子思
 
　　在贬永途中，他专程来到汨罗江凭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写下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赞颂了屈原的品格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伤心人别有怀抱。柳宗元对屈原的高度赞扬，展示了自己与之灵犀相通的志向，抒发了对人生忧患的傲视和执意克服的精神。“其人其行，犹如屈原在世。其情其志，可与日月争光。”清代吴大受称赞柳“并时才力韩公笔，异代江山屈子思”（《愚溪柳先生祠》），意思是说柳的文学才华与同时代的韩愈齐名，爱国爱民思想则与不同时代的屈原相媲美。他以屈原为楷模，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
　　柳宗元出生于唐王朝由盛而转入衰败的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建中之乱”后，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社会弊端日益严重。柳的家庭、长辈亲历了动乱巅波，柳本人也亲眼目睹了种种矛盾。于是他渴望祖国的强大统一。在永州，仍在思考国家大事，从现实需要出发，写下《封建论》、《贞符》、《晋问》、《答元饶州论政理书》、《非国语》等重要著作。一是维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主张“用贤弃愚”。二是宣传“吏为民役”、“民利民自利”的民本思想，主张薄赋慎敛、抑制豪强、厚德简刑。“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晚年在柳州，他心系国事，关注朝廷讨伐淮西吴元济等人叛乱的行动，得知力主平叛的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的消息，他大为震惊，写下长诗《古东门行》，对武元衡的遇害表示沉痛哀悼，歌颂了讨伐淮西战争的正义性，痛斥了藩镇割据势力的阴险毒辣和嚣张气焰，讽刺了主张对反叛势力妥协纵容的朝中显贵。经过三年多的讨伐，大将李朔率军雪夜袭蔡州，活捉了元凶吴元济，淮西之乱终于平息。柳宗元闻知后异常兴奋，写了《平淮夷雅》两首长诗，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这一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胜利。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百姓的疾苦，敢为生人鼓与呼。他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说：我发现古代那些能够理解人生的艰难困苦、生老病死和痛苦无奈的豪侠贤能之士，总是给饱受苦难的人们以怜悯同情，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奔走呼吁，他们救济贫困，使饥寒交迫者有饭吃、有衣穿，扶助孤寡，使孤立无依者有依靠、有寄托，他们忧心忡忡，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柳宗元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永州一位姓蒋的农民，一家三代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毒蛇，为的是向官府用交毒蛇来抵赋税。这个农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被毒蛇咬死的，可是当建议他往后不再捕毒蛇而恢复交赋税时，农民竟悲痛地哭泣起来。毒蛇固然非常可怕，可是赋税比毒蛇更加可怕。《捕蛇者说》描写了蒋氏这一个在赋敛重压下艰难生存的捕蛇者的典型形象，揭露了“死者相籍”的残酷现实，刻画了征收赋税的官吏的凶悍，发出了“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呐喊！对农民的苦难萦怀于心的忧患意识，希望赋税改革的民本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永州流传的《治染溪》、《镇火鸟》、《除蟒》等民间故事，反映了柳对百姓的爱戴之情。柳虽然置身官吏的营垒，却并不粉饰官场，不官官相护，反而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予以揭露与谴责，对受害的穷苦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宗元忧国忧民、敢爱敢恨，对正直开明、卓有政绩的吕温、段秀实、薛存义等官吏热情歌颂，对救死扶伤、具有高尚道德的药商宋清充分肯定，对那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追求高官厚禄和私欲无穷的官僚，则采用寓言的形式进行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判。
 
内方外圆    外柔内刚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它强调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是很难改变的，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但一个人毕竟离不开环境的熏陶，性格的形成与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人的性格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是可以变化的。柳宗元就是典型一例。他贬居永州时，经过深思熟虑对“内方外圆”发表了精辟见解，对青年加强个人修养，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到外柔内刚，具有启迪作用。
　　柳宗元在总结“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时，曾反思过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他自述“年少气锐，不识几微”，“年少好事”，“性又倨野，不能催折”，但从未承认参加革新是错误的。由于性格外向，意气用事，容易得罪人。他回忆道“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韩愈也说他是“不自贵重顾藉”。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贞元十四年，柳宗元在长安刚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不久，遇到国子司业阳城遭贬，太学生们阙下请愿。他毫不顾忌，公开与朝廷唱反调，给太学生写信，热情赞扬阳城，声援他们。二是刚到永州不久，他撰写《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对父亲柳镇的朋友褒贬不一，少有忌讳。他称已故宰相崔损“畏慎，为相，无所发明”，称当时还在世、两次为相的郑余庆是“始天下皆以为长者，及为大官，名益少”。我行我素，“面轻辱好讥议”，不晓得什么是得罪人，确实是刚有余而柔不足。柳宗元在永州，给内弟杨诲之写过两封信：《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还写过议论文《说车赠杨诲之》，重点阐明了“内方外圆”的处世哲学。“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从“车说之道”生发开来，“车之悦，其有益乎行于世也。”“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其主旨是“方其中，圆其外”，方以守志，圆以行道。“方”就是要坚持自己心中的志向“大中之道”。“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圆指圆通，并非圆滑媚俗。其本意是要象车轮一样，可进可退，刚健而行，附地而进。这是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他还认为性格纯刚纯柔都于己不利，“刚柔同体，应变若化”才“然后能志于道”。并劝告杨诲之要学会内方外圆的处世方式，不要重蹈自己的复辙。在永州，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时自称“负罪臣”，“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披上一层保护色，目的是迷惑政敌，以利战斗。柳宗元坚持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毫不含糊，决不妥协。同时又讲究斗争策略，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与杨诲之第二书》）。
　　在永州，他寄情山水，以排遣苦闷，通过溪水、鱼石来表现自己的喜乐哀怒。“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读书》），对历史、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哲学眼光洞释社会。在针贬时弊时，有时采用曲笔，如运用寓言形式进行辛辣讽刺，连《捕蛇者说》揭露“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也套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大帽子，使政敌抓不住把柄。于是，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投迹山水地  放情咏《离骚》
 
　　柳宗元在长安时意气风发，以主要精力投入政治活动，要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到偏远的永州，为适应新的环境，便埋头钻研典籍，希望在写作上实现自己在政治上未能实现的理想。“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永州十年，形同囚徒。老母病故，爱女早夭，五年内连遭四次大火，天灾人祸，饱经摧残，柳宗元未老先衰，百病丛生。他以读书为乐，“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今仆虽羸，亦甘如饴矣”（《与李翰林建书》）。他还克服了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困难，与农民、渔夫打成一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在《愚溪诗序》中宣告：“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
　　他与韩愈一道倡导古文运动，高扬“文者以明道”的旗帜，提倡文风文体改革，身体力行，推动了唐代散文的发展，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指出：“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琅琅，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即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漂亮、文采华丽、音节动听。也就是说，文章的思想内容重于形式。他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他说：“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他不敢以“轻心”作文，担心文章内容轻浮而不能流传久远。他不敢以“怠心”作文，担心文章内容单薄没有新意。他不敢以“昏气”作文，担心文章思想不明确而内容杂乱。他不敢以“矜气”作文，担心文章傲慢不恭。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他要求文章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方法：“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冀夫道也。”这里所说，“奥”、“明”、“通”、“节”、“清”、“重”六种手法是相反相成的，把他们综合利用，可以使作品达到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晓畅而不一览无余，含蓄曲折而不壅塞，清新活泼而不轻浮，内容充实厚重而不呆板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和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的任务。
　　柳宗元不长的一生留下近七百篇诗文，其中大多数写于永州。可以说，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思想最成熟、创作大丰收的十年，这些作品是柳宗元心血的结晶，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据统计，柳宗元有三、四十篇诗文选入我国大、中、小学语文教材，数量之多，各种文体兼备，在古代作家中实属鲜见。凡是读过小学、初中的人，都知道《江雪》、《小石潭记》、《捕蛇者说》、《始得西山宴游记》。韩柳文章李杜诗。柳宗元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诗文，是柳宗元作品中最富艺术品位和美学价值的部分，有效地影响了各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至今仍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资源。《段太尉逸事状》、《宋清传》、《童区寄传》等人物传记，描写的人物栩栩如生，体现了作者扬善惩恶的人文思想。《三戒》、《蝜蝂传》、《哀溺文》等寓言小品，语言简洁，讽刺辛辣。“九赋”“十骚”等被誉为“辞赋中的奇葩”。“论文八书”发表的精辟见解，不仅是“古文运动”的指导文献，而且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著述。《江雪》、《渔翁》、《南涧中题》等诗千古传诵，独树一帜。韩愈评价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地，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柳子厚墓志铭》）清代王日照说：“一官匏系几何年，一代文章万古传”（《愚溪怀古》）。“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柳也曾苦闷、彷徨过，但没有消沉、颓废，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面对恶劣环境，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克服种种困难发愤著述。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立功不成，便立德立言。柳宗元是逆境中奋进的不朽榜样。
 
吾友柳子厚  其人艺且贤
 
　　柳宗元喜欢交友，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一生珍惜友谊，忠信真诚。他与韩愈同在朝廷为官，均是诗文高手，一起倡导“古文运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两人在政治上并不是同道人，在天人关系上也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有友谊。柳宗元以“罪人”贬谪南荒，时亲交故旧多已断绝关系，但韩愈对他的不幸表示惋惜、同情，并保持书信往来。有人向韩愈请教文章，他却极力推荐“系囚”柳宗元。在诗中称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当韩愈写下讥评时弊的奇文《毛颖传》，被人指责为“戏谑之言”，柳宗元却盛赞此文，写下《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给韩愈以支持。元和六年，韩愈任史官修撰，柳致书激励，并提供史料，写成《段太尉逸事状》。元和十四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时为袁州刺史的韩愈悲痛欲绝，立即写了祭文、墓志。对柳宗元的学问、文章、政绩作了充分肯定，尤其对柳舍己为人的品质热情赞颂。柳宗元临终前曾写信给刘禹锡、韩愈托孤、编集，韩愈勇于承担责任，可见韩柳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它不是势利之交，而是感情深厚的君子之交、文学之交。
　　柳宗元与刘禹锡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两人同年进士及第，后同在朝廷为官，结为挚友。他们积极参加“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被称之为“二王、刘柳”，可见两人都是改革派的骨干。革新失败后，两人同贬湖南，柳为永州司马，刘为朗州司马。两人书信往来，心心相印。经过十年磨难，元和十年正月，柳、刘满怀喜悦奉诏同奔长安，结果是大失所望。三月十四日，一同回朝的五司马改放远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刘禹锡先得播州（贵州遵义）。当时，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而播州路途遥远，行程颠沛。柳宗元考虑到其母在永州不幸病故的前车之鉴，毅然上疏朝廷，请求与刘对调。经多方努力，终于使宪宗收回成命，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人间真诚，无私无畏。柳宗元出于友情，敢于牺牲的优秀品格永垂青史。两人在衡阳依依惜别，互相赠诗，字里行间，有对共同命运的概括，对前途多蹇的感慨，对晚年“当为邻舍翁”的企盼。在任所，两人鸿雁传书，赠诗唱合，柳集中可查的达10篇之多。当刘禹锡的母亲在连州病重时，柳宗元曾三次派人前去慰问。柳宗元临终前，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刘禹锡，并写了托孤遗书。接到讣告，刘禹锡异常悲伤，惊号大哭，痛写悼文。后精心编辑柳集，抚养孤儿，有情有义，传为千古佳话。
　　柳宗元关心亲友，提携后学，接人待物，态度诚恳。他对堂弟宗直、宗一，表弟卢遵等进行谆谆教诲，体现了手足情深。对远道而来的韦七、柳谋、柳澥、吕让等青年后生，一一指教、勉励，寄予厚望，洋溢真挚的情感。早在长安时，柳就“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他热情辅导青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报袁陈秀才避师名书》）》。柳考虑自己的处境，政治斗争的复杂，再三表示不敢为人师，但从来没有放弃对青年后辈的教育。在永州、柳州十四年，前来求教者不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录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公元813年，韦中立不远千里从京师来到永州，向柳求教，后又写信要拜他为师。柳虽回避师名，却热情指导，并回信传授写作经验，韦于819年进士及第。严厚舆、袁君阵、韦珩、廖有方、崔黯、吴秀才等青年学子都曾登门求教，柳都“口讲指画”，耐心面授，褒掖后学。对来信求学者，一一回函，予以鼓励，介绍为人为学为文之道，感情诚挚；对“好辞工书”者、阿谀奉承者委婉指出，循循善诱，不愧为青年的良师益友！
 
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柳宗元努力实践“利安元元为务”的民本思想，勤政爱民，为官清廉。处事公道，不徇私情。早年在长安任御史里行，公正廉洁，对跑官者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在“永贞革新”时，时年33岁的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上，掌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他“以文字进身”，可以推测，当时的诏命制诰是由他起草的。而起草这类文件，直接关系到政令、人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除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还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可见他在革新斗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可证明。清代王鸣盛评价永贞革新：“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对革新做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柳宗元主张“君子谋道不谋富”（《吏商》），“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在富庶且教为大任”（《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并强烈谴责“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同前）。做为官员，柳缺少的是奴颜和媚骨，然而精于政理，勤于政务。晚年，他任柳州刺史4年，“岂容华发待流年”，以“恪勤为公”为座右铭，努力实践大中之道。他以病弱之躯，投入繁忙的政务之中，“惠民善政，施德于民”。改革弊政，解放奴婢；挖井开荒，发展生产；兴办文教，传播儒学；讲究条法，社会和谐。“柳民既皆悦喜”。这可以看成在小范围内对“永贞革新”的继续。他为柳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奉献了全部热情与心血，“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美好的事物无端遭受摧残，一颗耀眼的明星坠落在南荒，柳宗元年仅47岁便离开人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为官清廉，作为一个州的最高长官死后却无钱办理后事，全靠好友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捐款资助，八个月后才由表弟卢遵将灵柩从柳州送归长安安葬。子女全靠亲友抚养成人。早在唐代柳州人民就在柳宗元生前喜爱的罗池畔修建罗池庙纪念他，清代改称柳侯祠。永州人民祭祀柳宗元始于北宋，在华严岩学宫东面建“柳子厚祠堂”，后迁建于愚溪之北，称柳子庙。一千多年过去了，人民对柳宗元的崇敬和景仰之情没有淡化，而是日益增长，这就是柳子的伟大人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