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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柳宗元；接受拐点；开拓者；王安石
纵观柳宗元在北宋的接受历程，在其中较为重要的接受者中，欧阳修(1007-1072年)虽然接受了柳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但由于其较浓的“道学”成分，也成了“尊韩抑柳”的代表人物。可几乎与此同时，王安石(1021-1086年)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看法，在柳宗元对待儒、释、道的问题上，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在柳宗元“永贞革新”这一政治事件上，努力纠正久以成习的偏见，并赞扬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明确肯定了“韩、柳”并提的作法，并称其为“豪杰可畏者”。实质上，也就是在这三个方面改变了对柳宗元的接受态度。在柳宗元的接受史上，对其如此全面的从正面进行肯定还是第一次。由于王安石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他的接受态度对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成为柳宗元接受史上一个“拐点”的开拓者。
一 将其位列于继“孔、孟”之后的儒家圣人
中唐时期，柳宗元和韩愈在对待儒、释、道的问题上，两者观点迥异，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柳宗元是“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韩愈是“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欧阳修作为封建正统士大夫的代表，为了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强调道德教化学说，他明确继承了韩愈的儒家“道统”论，对柳宗元的态度深为不满。对此，欧阳修认为柳宗元与韩愈“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唐南岳弥陀和尚碑》)。欧氏的这段言词，成为“从儒道的大本大原上攻击柳宗元，欧阳修是出言最苛的一个人”[1]。可几乎与此同时，王安石却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没有跟着自己的老师随声附和，却明确地说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上人书》)。在这里，王安石把柳宗元与韩愈一起并提为在孔子之后令人仰望的圣人。众所周知，韩愈以孔孟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北宋前期的柳开（947-1057年）、孙复（992-1057年）等都把韩愈列为继孔、孟之后的圣人序列之中。柳开说到：“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应责》) 。因此，他虽把柳宗元当成自己的祖先（他取字为“绍元”，就是“继承祖先”之意），却对柳宗元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中明确地说：“吾祖（柳宗元）多释氏，于以不迨韩（愈）也。’”(《东郊野夫传》)”孙复基本上接受了柳开的观点，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信道堂记》) 。在庞大的儒家体系中，同样也难以发现柳宗元的影子。而王安石把柳宗元和韩愈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孔、孟之后的继承人，位居大圣人之列，这是对流俗和传统的反拨。这初步奠定了柳宗元在儒家思想中的历史地位，在柳宗元接受史上还是第一次。
二 赞扬其“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的人格精神
柳宗元年轻时（805年）在长安所参加的“永贞革新”运动，由于涉及到皇权之争，触犯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忌，所以在其失败之后，便被迅速流放到偏远的永州。而“（柳）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永贞革新”事件对柳宗元文学传播接受的影响也最深。他被贬谪永州不久，宪宗皇帝便颁发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十四）的诏令，成为一个永无翻身之日的罪臣。在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引自〈宋〉苏辙撰《诗集传》卷三十二）的封建社会里，人们以成败论英雄，柳宗元政治革新的事实真相大都被歪曲，甚至被作为反面典型记载在《顺宗实录》、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官方史书中；受此影响，“虽其事之美者，反以为恶，而刘、柳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清〉陈祖范著《陈司业文集》卷一，乾隆二十九年日华堂刻本）政治上的失败是柳宗元在唐五代时处于寂寞境地的重要原因。
王安石没有被历史的假象所迷惑，他以改革家的气派力排众议，为柳宗元所受的不公正评价鸣冤叫屈：
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读柳宗元传》，《临川文集》卷七十一）
王安石在“皆羞道而喜攻之”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充分赞美了柳宗元等八司马的杰出才能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批驳了当时“欲为君子者”的丑陋行为。作者虽然限于封建正统观点和自己的政治身份，没有完全肯定王叔文集团的政治作为，也把柳宗元的政治作为归结于王的诱惑。但透过表面的言辞，很明显地感觉到了王安石对他们的心理认同感已经远远超过了道德伦理的范畴，给柳宗元鸣怨叫屈时的语调是如此的急迫，对其“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的态度又是如此的坚决。北宋时，王安石对柳宗元政治作为的接受态度的转变，对于改善他的接受环境，实在是功不可没，所以明代的李懋桧说“至宋王荆公、范文正公，咸为之伸以喙，八司马稍稍生气矣”[2]。
王安石不仅改善了柳宗元在北宋中期的接受环境，这些言论还被记录在《宋文鉴》(<南宋>吕祖谦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明>茅坤撰)、《历代名贤确论》(<明>吴宽作序，为唐宋人所作)、《对山集》(<明>康海撰)、《文章辨体汇选》(<明>贺复征编)、《明文海》(<清>黄宗羲编)等文献中，后人或阐述或接受，构成了柳宗元在后来传播接受的一个新起点。南宋的赵彦卫就是在王安石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为柳宗元等人参加政治革新所遭受的非议鸣不平，他说“唐八司马皆天下奇材，岂皆见识卑下而附于叔文？盖叔文虽小人，欲诛宦官，强王室，特计出下下，反为所胜被祸耳。善良皆不免，当时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诸而力诋之。后人修书，尚循其说，似终不与为善者，非《春秋》之意也。”(〈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南宋的刘克庄也持同样的观点：“八司马多雋才，必有为画策者。事虽不成，与晁错、窦武、陈蕃何异？”(《后村诗话》卷六)直到清代的王盛鸣对柳宗元等人参加的“永贞革新”作了全面性的总结，说他们“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和“改革积弊，加惠穷民”（ 《顺宗纪所书善政》，《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他们或借柳宗元之遭遇抒发自己心中之块垒，或出于历史学家“实录求真”的基本原则，坚守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和本分，不仅肯定了柳宗元等人杰出的才干，还认为他们参加的政治活动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对以往史书以成败论英雄，因循旧说的作法进行了反驳。
三 称其为文学史上的“豪杰可畏者”
在晚唐时，杜牧已经开始把柳宗元同韩愈在文学上的成就相提并论，曾言：“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北宋前期的柳开（947-1000年）、穆修（969-1032年）等古文家也有类似的看法。但几乎与此同时，作为“道学家”的石介(979-1045年)在对“韩、柳”并提的接受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他以“道统”的眼光来比较韩、柳的文学成就，认为柳不如韩：
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乐天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数十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
﹙《上赵先生书》，石介《徂徕集》卷十二﹚
整个文章是对韩愈的溢美之词，在韩愈与柳宗元的对比之中，实质上提升了韩愈的文学地位，对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进行贬损，把他降到了同韩愈的众多弟子们同为一个层次，从而使其由一个古文运动的领导着变成了一个韩愈的追随者。这成为柳宗元接受史上“柳不如韩”的源头之一，也直接影响了欧阳修等散文大家对柳宗元的接受态度。欧阳修进一步对柳宗元的文学地位加以贬斥，对当时已基本通行的“韩、柳并提”进行否定：
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直韩门之罪人。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耳。
(《唐南岳弥陀和尚碑》，《集古录》卷八)
欧阳修首先承认柳宗元和韩愈都以文章而名世，然而他不认可世俗相传的“韩、柳”之称，对当时的“韩、柳”并提之说彻底加以否定。欧阳修偏激的言辞使其成为“尊韩抑柳”一派的代表；同时，由于其特殊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给柳宗元文学的接受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针对柳宗元文学地位被降低，文学成就被否定的现状，王安石勇于冲破流俗，认为“其(柳宗元)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上人书》)。他不仅指出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能够同韩愈并驾齐驱，同前朝古文家们的观点实现了完美的对接，而且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和敬佩之词。在当时的接受语境里，王安石能够发人之所未发，对柳宗元的文学地位作如此全面肯定，对于柳宗元当时摇摇欲坠的文学地位是一次难得的巩固。
四 道德才能、人生经历的惊人相似
柳宗元被誉为“文章在册，功德在民”(《 初封文恵侯告词》，《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一)和“生传道学，文章百世之师；没﹙殁﹚以神灵，福祐一方之庇 ”(《加封文恵昭灵侯告词》，《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一)，而王安石被朱熹称赞“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宋史•王安石传》卷三百二十七)。两人虽在时间上相距二百多年，可在道德才能、人生经历等方面又颇多相似之处，这是王安石走近和接受柳宗元的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王安石在心灵上走近柳宗元，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给其洗冤昭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领导的“熙宁变法”与柳宗元所积极参加的“永贞革新”，在整个自中唐开始的封建社会里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是对“永贞革新”的继承和延续。两者有着很多的相似性，由此引发了对柳宗元相似的人生感慨和共同精神的契合。
首先，两场改革面临着大致相似的情况。第一，面临的社会背景和改革的目的相似。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此后的肃宗、代宗和德宗历经三个朝代，在苛安中过去，国势衰微，在德宗时已经弊象丛生，唐王朝固有的矛盾，如宦官专权、藩镇割剧、国库空虚等方面有着愈演愈烈之势，在此情况下，在805年顺宗李诵即位后，起用王叔文、柳宗元等人进行革新除弊的改革，力图振兴国运。“熙宁新政”也大致如此，从北宋立国到英宗去世﹙960-1067年﹚历经一百余年，已经出现了“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责者，或见排沮，…农民壞坏于徭役而未常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宋〉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局面，因此，所谓的“百年无事”的宋王朝，此时已经“百病缠身”，衰败之象日显。面对这种“积贫积弱”的情况，希望励精图治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希望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第二，两次改革经历的斗争相似。历史上的改革大都是新旧两种势力的较量，这两场运动也是如此。问题在于“永贞革新”的依靠力量是一个已患风疾，口不能言的顺宗皇帝；“熙宁新政”依靠的是一个登位时还只有19岁的弱冠之年的少年皇帝。“永贞革新”斗争的实质是新兴庶族的“东南文士集团”对把持朝庭的宦官和权倾一方的节度使的斗争；“熙宁新政”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仕子们对传统大官僚、大地主的斗争。第三，悲惨结局基本相似。两者都是在保守势力的联合下进攻下而失败。“永贞革新”的参与者大都被贬谪到荒芜之地，或被赐死。柳宗元被贬谪到离京城四千余里的永州和柳州，最后，在郁愤和苦闷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熙宁新政”在宋神宗死后，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当上宰相，全面废除了新法，王安石就在当年﹙1086年﹚郁愤地死去。
其次，王安石的精神与柳宗元多相通之处。柳宗元为了改革，他“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王安石在变法中受到诽谤攻击时，也表现出与柳宗元一样的战斗精神，他说“天灾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3]。显然王安石的改革精神与柳宗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当王安石面对柳宗元被责难和攻击时，禁不住发出了“天下之奇才也”(《读柳宗元传》)和“豪杰可畏者也”(《上人书》)的赞叹之词。王安石在生前赞美柳宗元，替他讲公道话，然而历史的故事在这两位改革家身上的重演又是何等的相似。柳宗元在湖南永州作司马时俸禄微薄而随他从长安到这里的亲友又较多，常常入不敷出，生活窘迫，需要求得朋友的援助；在广西柳州作刺史后，俸禄虽有所增加，但他又用自己的所得去资助赎回那些买身为奴的人，乃至其死后，连运回老家安葬的资费都没有，最后在朋友裴行立的帮助下，才得以魂归故里。王安石的一生更是清正廉洁，在他罢相之后，“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宋〉魏泰撰《东轩笔录》卷十二﹚乃至黄庭坚不禁赞叹“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貴如浮云，不溺於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见王安石《山谷集》卷三十﹚。两人不仅在身前由于改革遭到贬毁诽谤，不为时人所接受，而且在身后也是非常的相似。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的事情大多以反面的态度记载在《顺宗实录》里，最后被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所采纳，一直是 “蹈道不谨”的小人形象，只有到了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那里才出现较为公道的评价。王安石更是如此，他的事迹被史学家以贬毁的态度记载于《神宗实录》里，之后又被《宋史》、《元史》所承袭，直到19世纪另外一位改革家康有为的出现，才得到彻底的昭雪洗冤。所有这些后来之事的补充，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王安石在精神品质和人生遭遇的感受上一定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
王安石对柳宗元的敬慕和公正评价，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改革精神的表白和对柳宗元精神的追寻。他肯定柳宗元也就是从一个侧面肯定了自己。后世和当代接受者，对王安石和柳宗元在改革上相似的命运和内在品格精神上的相通，多有精辟见解，现摘录如下：
﹙1﹚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虽陷于不义而犹能自强，以列于后世。于戏介甫亦不幸，而类是乎余？又稽宋之末造，群奸并进，固介甫之所遗而国势所以不竟者，其原诚在于此，然才贤之生不必皆世用，而天欲亡人之国必尽使其不肖之人布列于位，以坏乱其所为”
(《书临川集后》，<清>黄宗羲编《明文海》)
﹙2﹚王安石不但肯定刘、柳是奇才，更赞美刘、柳初斥后的坚持不屈，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正是刘、柳思想的继续。[4]
﹙3﹚从政治体制上看，这个集团﹙永贞革新集团﹚主要由文士组成,是全面推行文官政治的一次尝试，对宋代以后的政体产生一定影响，与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19世纪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推行新政而归于 失败的政治事件。[5]
根据现代《阐释学》的原理，接受者在进行解释的时候，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总能从接受者的言辞中找到他自己的影子。王安石作为柳宗元重要的接受者，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与其说他是在给柳宗元鸣冤，扭转世人对其不公正的态度，还不如说是他找到了一个类似自己的载体，是在为自己人生的遭遇在叫屈和呐喊。
参考文献：
[1] 孙昌武著《柳宗元传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页．
[2]《柳文·永州新刻柳子厚全集序》，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6页．
[3] 引自陈金生著《思想家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4] 候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6页．
[5]胡可先著《中唐政治与文学 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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